由於蘇報封閉，愛國學社解散，一時不便活動；由於章太炎鄒容的被捕，被指名通緝的驚弓鳥，遠走高飛。因此，日本增添了許革命志士。
他們當仰望孫逸仙的丰彩。孫逸仙仍舊常住在橫濱；往還的同志雖不，但東京留學界蓬蓬勃勃的革命思潮，卻仍由孫逸仙所指導。從中聯繫的是兩位同志，一個叫馮由，世儒醫，祖父在咸豐初年，因為與太平國的關係，為官府搜捕，瘐死廣州府南海縣監獄中；馮由的父親馮鏡，抱恨終，遠適異國，在橫濱經商數十年，對革命深抱同情；同時亦最敬服孫逸仙。興中會在日本組織分會，即頗馮鏡力；其時馮由才十四歲，是最年輕的一個同志。馮久居山町，與孫逸仙的寓所不遠；馮由幾乎每日必，本乎「有弟子服其勞」義，樂效奔走。
另一個叫廖冀朋，是孫逸仙在廣州博濟學院的同學，當時經商橫濱，就住在孫逸仙那裏。廖冀朋為人瀟灑不群，吐屬不凡，且才藝，擅畫詩，是個漂亮人物，所朋友很；他往往一面濡染丹青，一面高談革命，無形中了孫逸仙的幫手。
這正在畫梅花，門鈴響，廖冀朋住在樓西屋，便親應門；門外是個四十不的尚，著一領土黃布的海青，腳是同樣質料的涼鞋。清癯鶴，戴一付銀絲腳的眼鏡；一臉的書卷氣。
廖冀朋斷定他不是日本尚，便廣東官話問：「尚找那一位？」
「恕罪！」那尚一手當頂禮，一手拿著紙條；眼睛卻望著釘在門的白木牌，「請教施主，這裏是孫逸仙先生的住處？」
廖冀朋瞭解他的疑問；孫逸仙為避清朝派駐日本使館人員的耳目，個日本名字「高野長雄」；白木門牌寫的是「高野方」。這個尚必是不知高野長雄就是孫逸仙，所有此一問。
廖冀朋先不回答，問他的名字：「尚怎麼稱呼？」
「我是在俗僧，報我俗的姓名吧！我叫黃宗仰。」
「原來就是烏目山僧，久仰、久仰！」廖冀朋驚喜說：「請進，請進。」
延客入室，廖冀朋先我了介紹；後引見住在樓的孫逸仙。彼此雖是初會，但神已久；宗教的不同，在他們間不生絲毫隔閡，真所謂一見故，很快就像常常見面的一對健談的朋友那樣，熱烈在討論國、社會各方面的問題了。
使烏目山僧驚奇的是，他知孫逸仙手不釋卷深於西學；不對中國的「學」及歷史，亦有深湛的研究。他讚許烏目山僧的入世的態度，談唐朝的佛寺，與對社會工的積極貢獻；談佛法東來後，對於宋明理學的影響，同時認為佛教與基督教在本質是相同的，中思就是他手書懸在壁、為座右銘的「博愛」二字。
「這就是儒思的精義：『博愛謂仁。』不過，儒不是宗教，所提倡博愛，不純感化的宗教手段；在必時該革命的手段。儒講究內聖外王，說是亦聖亦王；外王為，內聖為體，這就是中國統所在。」
他那清朗有力的聲音，圓融精深的理論，特具一種令人衷接受的說服力；對具幾分俠氣的烏目山僧來說，這一番話更有極的衝擊力，他驚喜發現，眼前這個人就是直接三代來，至周公孔子集的統的繼承者。
※※※
為了便於親近，烏目山僧就榻在孫逸仙的寓所，臥室與廖冀朋東西相對；在這裏，他認識了許朋友，因為仰慕孫逸仙的留日學生，遠從東京來相訪的，亦幾乎無日無。經常來的有廣東惠陽的廖仲凱夫婦，廣州的胡毅生、朱少穆，興寧的李重，梅縣的李錫青，廣西的馬君武，湖北的劉禹、李春城，安徽的程檉，浙江的葉瀾，及蘇報主人陳夢坡父女等等，高談闊論的是救國救民的計，很少涉及。
其中胡毅生原是廖冀朋的朋友，對孫逸仙一見傾倒；跟他同行的同鄉伍嘉杰表示，對孫逸仙悅誠服，此後願聽驅策，湯火不避。回東京的二，就約了一些朋友，很興奮談他橫濱行的經過；在座的七個人無不嚮往，希望見一見孫逸仙。
於是胡毅生寫信橫濱；很快有了回信，孫逸仙決定東京來一趟，約他們在芝區的對陽館竟夜談。
這一談談非常具體，一致的見解是：從革命，必須通曉軍；清朝駐日使館，禁止費留學生學習陸軍，這個目的無法達，是一憾。
「我辦法。」孫逸仙說：「有此決，一定達目的。」
「我們願意誓。」胡毅生說：「立書面的盟書。」
「的。」孫逸仙深為嘉許；即席擬定了誓詞。
興中會原有誓詞：「聯盟人某省某縣某某，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倘有二，神明鑑察」；現在一次改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權」。在孫逸仙的構中，推翻滿清後，新立的國號，應該稱為「中華民國」；至於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不一定仿照國的辦法，應該研究一套更民主、更適合國情的制度。
在胡毅生等人立盟書的幾後，孫逸仙約他們訪犬養毅——這是一次禮貌的拜訪，因為他們學習軍的希望，由於犬養毅的協助，已經實現了。
主的困難是教官。犬養毅介紹了兩個日本軍官，一個是退伍的騎兵少佐室友次郎，與孫逸仙亦是舊識；另外一個是步兵尉日野熊藏，此人是現役軍官，在日本軍界的名氣很，他是研究南非波亞人抗英戰所的散兵戰術的專；同時亦是兵器專，供職陸軍省的東京兵工廠，曾經發明「日野式動手槍」。其時孫逸仙亦在研究波亞戰術，左圖右史，孜孜不倦，所跟日野一談，深為契合，設立軍學校的計劃，亦很順利產生了。
計劃是由參加的學生，一共十四個人，在日野寓所附近的牛込區，租屋居住，日間各學習普通學科及日語；夜間由日野及室教授戰術及兵器學。
開學不久，發覺不妥。因為日野是現役軍人，且在東京工廠擔任職，每晚跟許中國青年接觸，不免引警視廳的懷疑，採取監視態度。這一來對日野的職位，亦有影響；教學更不方便，必須設法改善。
於是日野建議：「學校」遷青山練兵場附近，因為那裏是日本拱衛京畿的精銳部隊「近衛師團」的操場，觀摩各項兵種教練的實況。晚，輪派學生兩人日野課，「現販現賣」轉述給其餘的同學。
※※※
為了安排革命軍學校，孫逸仙在東京住了兩個月，一面費調度，一面研究波亞戰術。但革命的情勢，不容他享受讀書樂；必一次檀島行，抑制反動勢力的擴張——檀香山已了保皇會的。
四年前，康有為先「衣帶詔」的戲被拆穿，在日本存身不住，溜國；他的弟子梁啟超二度曾與孫逸仙商請合，未功，預備檀香山活動，懇託孫逸仙為他介紹同志。
孫逸仙至誠待人，亦頗欣賞梁啟超的才華，不疑有他，寫了幾封極懇切的信請他的哥德彰，及當有力的僑商同志，照應梁啟超。
就憑藉了這幾封信，梁啟超在檀香山站住了腳，德彰相待甚厚，不必言；當的僑商並且籌集鉅款濟助。梁啟超在康有為挾制，竟在「驅除韃虜」為職志的革命發源，組織擁護韃虜的「保皇會」。並且了極卑劣的手法，欺騙僑胞，說保皇與革命，原來同流，名稱有別，宗旨則一。因興中會會員受了他的蠱惑，一變為保皇會會員。
四年功夫，興中會與保皇會勢力的消長，已不比例；但是，保皇黨卻始終盜竊著革命的名義，梁啟超「保皇其名，革命其實」為號召，還不敢公否定革命。因此，雖保皇黨辦有機關報「新中國報」，並且掌握著許僑團、僑報；興中會會員不改初衷，堅貞持的，有十幾個人，但孫逸仙仍舊有充分的信，轉變此一不利的形勢。
本來，他約幾位同志，一奮鬥，是旅費無著；他本人還是由烏目山僧贈兩百元，才行。所這純是孤軍奮戰；在旁人，他踽踽淳淳由橫濱登西伯利亞號，渡洋西，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意味，孫逸仙本人，卻是意氣發舒，充滿了旺盛的鬥志。
檀香山那，正是中國的中秋。九年睽隔，一旦重臨，所接受的「歡迎」是：新中國報一篇對革命黨及孫逸仙個人惡毒的攻擊。
來接船的是兩位同志，一個叫鄭金，廣東新安人，在檀香山海關做過譯員，是孫逸仙的金蘭弟兄；一個叫李昌，是孫逸仙的同鄉，在檀香山政府當英文通。他們是興中會的發人，是始終反對保皇會的鐵骨硬漢。
接旅館，行裝未卸，鄭、李二人便已迫不及待發洩所受於保皇黨的悲憤。孫逸仙靜靜聽完，問一個人：「蔚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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