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公有四個名字，其中最煊赫的一個就是范蠡。他是楚國人，原名范伯，越國夫文種的引薦，越王勾踐為臣，奉計為師——計本姓辛，字文子，先世為晉國的望族。他是個重視環境的經濟學，著有「內經」及「萬物錄」，已失傳。他的學說的精義，在於掌握產銷的供求關係，認為年歲豐歉，物產寡，是有週期的，在不利的客觀因素未曾現前，利現有的有利因素，預謀克服，所亢旱的時候造船，雨水的年分造車，便待時賈，獲重利。在貿易理論，切戒停滯，主張薄利賣。他認為物產的價值判斷，不在於本質，在於需求，所謂「富糞土，窮取珠玉」，就是乘高拋售，逢低吸進。貨殖，固盡於是。裕民生，修戰備，亦適這些原則。
計曾因范蠡的引介，謁見越王勾踐，語不投機，退經商，從吳、楚、越三國間的貿易。其後勾踐復請受教，計獻七策，其內容就是「越絕書」中所載的「內經九術」，不外乎一方面設法導致吳王夫差的腐化，一方面生聚教訓，「承其敝」。於是了周元王四年——就是距今兩千四百四十二年前，越王勾踐終報仇雪恥，滅掉吳國。
越王勾踐是個與共患難，不共安樂的人。滅吳稱霸，竟殺文種。范蠡早就情勢不妙，暗暗了準備，後書告退，勾踐果不允。於是范蠡攜帶珍寶珠玉，與他的人門客，悄悄乘扁舟海北。相傳西施是跟著范蠡一走的。
了齊國，范蠡改變姓名，稱為「鴟夷子皮」——一鴟夷是牛皮或馬皮做的酒囊，著時，虛受物，腹鼓，不著時，不妨掩藏，范蠡此況，正就是君子行舍藏的意思。一說，吳王夫差賜屬縷劍，命伍子胥殺，鴟夷盛了他的遺體，投於江，所范蠡稱鴟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
在齊國，范蠡最初概是在今山東半島的沿海一帶，經營鹽業，父子門客，一操，極其辛勞艱苦。但不久就發了財，且頗有賢的名聲，因齊人請他當宰相。范蠡對政治早已失興趣，志在逃世避禍，所封還相印，其財，遣散門客宗族，另外覓隱居。
這一次遷居，是循陸路，由東西，且行且問，迤邐至今魯西與河北界的定陶方。定陶是堯的故土，「陶唐」陶，就是此。春秋時屬於曹國，周敬王三十三年，宋國滅曹，不久又歸入齊國的版圖。這個方稱為「四達衝」，在春秋時最為，會盟征伐，幾乎年年有，膽的人視此為危邦，決不敢住，范蠡別具眼，為「此中，諸侯四通」，是貿易有無的絕點。於是在此定居，改姓為朱，本人稱他為「朱公」，別方的人，冠名，稱他為「陶朱公」。
「鴟夷子皮」變為「陶朱公」，是他由工農轉為商人的一個明顯的區劃。陶朱公在定陶經商，除了他的獨的眼光，卓越的才幹外，還有兩個極其有利的因素：一個是環境，一個是時機。
先說環境。春秋時期，商立國，著稱於世的，首推鄭國，疆士在今河南的中部，密邇周朝東遷後的京城洛陽，當衝，通方便，所商業極盛。有名的愛國商人弦高，就是鄭國人。但在陶朱公那個時代，鄭國已經衰落，這時貿易最發達的區是在齊國。
齊國是姜太公的封疆，他老人本來捕魚為生，佐文王、武王定，分茅裂土所的疆域，在山東臨淄一帶，近海邊，因勢利導，了他的老本行，興漁鹽利，這樣齊國才逐漸變國。
及至周室東遷，十二諸侯，稱霸者五。五霸的領袖為齊桓公，造齊國為當時的頭等強國的，則不不歸功於齊桓公的宰相管仲。
管仲是中國一個「重商主義」者，首先提經濟與國力的發展正比例的理論，所謂「萬乘國，必有萬金賈。千乘國，必有千金賈。」所他的施政方針，即是政治的力量，發展經濟，經濟的力量，推動政治。同時，管仲是提倡各國間進行貿易的先驅者，訂定了許「吸引外資」的優惠辦法，譬，令為諸侯的商賈設招待所，按其位，不同的待遇。有一車貨的，供給膳宿，有三車貨的，代為照料車馬，有五車貨的，派專人為其服務。又所謂「女閭」——官妓的制度，亦為管仲所創始，其一，就是為了給各國貿易商一個方便。
因此，「商賈，歸齊者流水」，齊國的保護商業政策，形了傳統。陶朱公在這個傳統，才有展宏圖的。此是環境的有利因素。
其次談時機，春秋末期，就像近代的十九世紀一樣，是國際關係由簡單躍向複雜的轉變期，這種關係，不外戰爭與外兩方面。就歷史來，春秋前的戰爭，規模很，甚至有兒戲，當時的原則是「遠近攻」，疆土相當於今一兩個縣分的國，根本沒有力從於遠征。但了春秋末期，國兼併為國，情況就不同了，遠距離的戰爭不斷發生，這時就產生了軍需運輸的問題，果中途有人供應，免轉輸煩，何樂不為？在那個時期，通貨發行數量，突增。幣值很高的黃金，充斥市面，就是為了適應規模軍需採辦的需求現的一種情勢。
在外，本來是國與國間的報聘，五霸現，「共尊王室」的名義，維持均勢的談判，於是「會盟」風熾。這比近代在「維持國際平」的名義，召開國際裁軍會議，或者調處某一區的糾紛，是一樣的理。這種「實力談判」的「會盟」，經常舉行，各國諸侯、夫，旅行的機會加，為了採辦訪聘的禮物，或者帶回一些「紀念品」，甚至附帶「跑跑單幫」，這些是促進國際貿易的因素。陶朱公是一個深諳政治藝術，並且對理學有很高造詣的人，當會緊緊抓住這個有利的時機。
因此，我們像，陶朱公在「中，諸侯四通」的定陶所經營的商業，不拘一格，品目繁，就像過日本的「三井」、「三菱」那樣，無所不包。他在離開越國時曾說：「計策七，越其五意。既已施於國，吾。」所陶朱公的經營商業，是有理論指導的。
照史書斷簡零篇的研究，陶朱公至少了計的三點指導原則，一，就是「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的理，遠的眼光，觀察市場的趨勢，繼雄厚的資本魄力，量購人，待時賈。其次，他「逐什一利」，相當於一份稅金。現在我們觀光飯店吃飯，帳單加一服務費，百元一客的牛排，老闆賺少，外人無從計算。由此來，「什一利」確是薄利。
最後，是陶朱公最了不的方，就是他充分發揮了計的經濟學說中，最深刻的一個「流」字。計曾說：貨物務求其脫手，不居奇，免吃利息——「務完物，無息幣」，「貨勿留，無敢居貴」。又說：「財幣其行流水。」所陶朱公在定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故給了窮朋友，及遠房的弟兄。
「千金」「千」的計算單位是什麼？不是「兩」，是「鎰」。一鎰為二十兩，所「千金」者，是二萬兩黃金。即使當時的度量衡單位比現制，是一個相當龐的數目了！
「三致千金」則陶朱公一共無條件散六萬兩黃金，這不僅是他的慷慨格使，更為「財幣其行流水」的理論的進一層發揮。這六萬兩黃金不是周濟親友的衣食——他客居定陶，雖有親友楚國越國來投奔，在數量不致太。同時他經營著龐的商業，安插的人甚，各人食其力，不致凍餒，無須陶朱公的周濟，由此見，這六萬兩黃金，是他送與親友立業的資本。
這樣一面投資再投資，一方面擴消費，才加速經濟的繁榮。在陶朱公，散的那許資本，所設立的業，為他的「子公司」，對「母體」具有保護、協力的。就在這種「本固枝榮」的良狀態，陶朱公才為當時海內的一富翁。
陶朱公范蠡早達，在他由楚越時，估計是在二十歲左右。越王勾踐三年，就是吳王夫差二年，他已經在勾踐的身邊，此至周元王四年，越國滅吳，共二十二年，所，范蠡變姓名為「鴟夷子皮」時，概是四十二歲。在海濱從鹽業的時期並不長，假定為八年，則遷居定陶，由「鴟夷子皮」變為「陶朱公」時，約為五十歲。
那時，他已經有了兩個兒子，兒子是他從鹽業時的主助手，除知創業維艱，是個守子。在定陶，陶朱公又生了一個兒子—一果說西施確是相從范蠡，扁舟海，那末這個老，就是西施的兒子。等他人，概在陶朱公七十歲後，他遭遇了一件不幸。
這不幸，是朱的老二，在楚國殺了人，被捕獄。消息傳來，人親友，為焦急，設法營救。
「殺人償命，理所當。」陶朱公說，「不過，有這麼一句話，『千金子，不死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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