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年九月十六日《聯合報》三版，刊台北院庭長薛爾毅先生、推楊仁壽先生兩篇「誹韓」案的文章，對於薩孟武先生指此案為「文字獄」，皆極力否認。法官不願擔此惡名，敬。但此案無論從那方面，法院一經受理，並此定讞，確是名副其實的文字獄。所不同者，判罰金與族誅已。
凡是研究歷史，並使己所熟悉的文體，企圖重現歷史面貌者，由於有此判例，說無一倖免已「誤蹈法網」。且後除非不動筆，一動筆仍難免「誤蹈法網」。是，就會產生列的恐懼：
一、不知甚麼時候會接誹謗官司的傳票。
二、果原告向檢察官呈訴，還有倖免於不訴處分的；若是訴，即須答辯，舉證明其為真實，望不罰。這個答辯狀，實際是一篇考據；一等一的律師無法代撰，因為不同故。
三、考據文章的舉證，實際不是解釋一個證據或者說明此一證據對於支持其所假設的重。法律的舉證，往往證據的本身就說明了一切。甲告乙欠債不還，乙說根本不欠甲的債；甲借據呈堂，不必開口，是非明。考據文章的舉證，果是這樣簡單，又何貴乎考據？是故答辯狀做再，恐法律的效力仍不夠強，因有被罰危！
在這樣的情況，請問憲法十一條、十五條對言論、著由及工權的保障何在？
我不願說此案立，有蔑視人權嫌。但此一判例確實影響法治的推行，因為它違反了中國司法制度最重的一個原則：「刑期無刑！」司法行政部頻年致力於疏減訟源；此判例的效果，適其反。「指控死者的誹謗案」，由於不構誣告反坐，亦不必正面舉證，且判決結果不論何，皆於其無損有博「孝思不匱」的處，這樣便宜的官司，為何不打？
打這種官司，被告固很慘，法官亦不輕鬆。一篇精微的考據文章，畢竟需有相當的史學修養。為一個讀者，不求甚解，文字獄的法官，判斷是非曲直，先須對答辯的文字徹底了解。法官現在的工量甚重，辦這樣一件案子，又不是量重的問題，判決錯誤即構學術的爭議，法庭內定讞，法庭外的筆墨官司，方興未艾，我不相信對這位法官的工情緒不會有不良的影響。
我完全贊薩孟武先生的主張，像這種案子，法院根本不應該受理。今不但已受理，且已判決原告勝訴，則應該何救濟？我認為最高檢察長應提非常訴，請求撤銷原判決。因為「誹韓」案的原告，是否具有告訴權，並未確定。
此案的原告韓思，是韓愈的三十九代「直系血緣卑親屬」，這個資格的認定，需有確實的證據，韓思應該提他的譜；並經譜系專鑑定，在這三十九代中，有無旁系繼承關係，構了類「擬制血親」，則顯非「直系」。其他就不必談了，這是一個前提。真正的問題是，楊仁壽推所說的：「係『直系血親』，其究屬幾十代，甚或幾百代子孫，均所不問，一概有告訴權。」照此說來，有告訴權就有繼承權，我們做個假定，某忽土了一件屬於韓愈生前所有的文物，韓思依民法一千一百三十八條一款，求行使繼承權；並依民法七百六十七條，請求返還所有權，請問楊推應該何判決？又民法親屬編五章扶養，一千一百十四條三款，「兄弟姐妹相互間」，有「互負扶養義務」，乃今有另一韓愈三十九代孫，與韓思為兄弟，合乎一千一百十七條所規定的條件，求判令韓思負扶養的義務，請問楊推又何判決？若為此「兄弟姐妹間」乃指同胞手足，不錯，但旁系血親由直系血親來，三十九代孫猶稱「為直系血緣卑親屬」，是從廣義的解釋，則此處的「兄弟姐妹間」，又何不循廣義解釋的原則？
由此知，楊推的見解及薛爾毅庭長所說：「法律沒有規定隔了一百年，或隔了一千年便沒有高訴權。試問法官像寫文章那樣，隨所、創造法律，硬說韓思沒有高訴權嗎？」實在有商榷的餘。果所言行，將有貽患無窮的後果。
法官不創造法律，但法官不不懂法理！民法一條，開宗明義就說：「民、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現在我不談高訴權、繼承權，及扶養義務類，不談習慣何，法理何；談直系血親的關係，究竟在若干親等內稱為直系血親？法律誠沒有規定，但此一未規定，並非疏漏，是不需規定。因為法律規範人與人間的關係，使各盡義務，各享權利。是故直系血親當及身見、發生法律關係者為限。譬五世同堂，玄孫有力不扶養高祖，最後有訴於法。現在隔了三十九代，請問韓思跟韓愈有甚麼法律關係發生？既無法律關係發生，法律又何須何規定？
再從實質研究，直系血親雖亦有親等分，但不論實體法、訴訟法，提直系血親，很少加親等的區分，因為有倫理為準則，不必法律強規定。有特殊規定者，亦必倫理為依歸。茲舉兩例：
一、刑訴訟法二百三十四條：「刑法二百三十條妨害風化罪，非左列人不告訴：一、本人直系血親尊親屬。二、配偶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按刑法二百三十條：「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相姦者，處五年有期徒刑。」嫡堂叔侄為三親等旁系血親，倘或姦，則屬醜，應由長來裁斷是否需採取法律行動，所特為定此限制。
二、民法一千一百十五條，負扶養義務有數人時，定其履行義務的順序，一為直系血親尊親屬，二為直系血親卑親屬。但書中又規定：「同系直系尊親屬，或直系卑親屬者，親等近者為先。」這一條文將中國的倫理表現非常清楚，兒子養父母是經義，有父有祖，則養父為先，養祖其次，即所謂「親等近者為先」。照此說法，似乎讓老祖父挨餓，有悖常理，其實不；因為祖父尚有父親負扶養的義務，為人父者儘其子所奉奉其父。此在制法時，已顧及倫理習慣必此，不必更瑣細規定。
細法律，直系血親在法律具有特殊的位。直系血親尊親屬享有特權，直系血親卑親屬則有特重的義務，民法規定「受扶養權利者，不維持生活無謀生力者為限」，但直系尊親屬不受後半段的限制，有謀生力亦不謀生責令兒孫扶養。是故對於直系血親的認定應請法官從嚴解釋，始足表示對權利、義務關係的重視，強化法治的基礎。果三十九代的子孫，猶賦予直系血親所享的告訴權，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特權了！法律前，人人平等，法官豈製造特權份子？
最後，我還有不已於一言者，學術的問題，非司法所解決；歷史公案亦唯有歷史裁判。不僅「身後是非誰管，滿村爭唱蔡中郎」的詩句證明，中國向來有褒貶古人的言論由。且，在世受人誤解，居行有信者，往往亦表示，「身後千秋付史評」。倘或《昌黎集》中有類似的意思透露，則韓思的告訴，違反所謂「受害人」的本意，法院更不當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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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付梓時，適有所謂「誹韓」案發生，「官司」由法庭打報。筆者此文發表於六十六年九月十九日《聯合報》。我寫讀歷史人物的文章態度、目標，約略反映於此文中，爰代序，藉為讀者了解拙一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