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徐祥、孫建章三個人（廖衡回他的故鄉哈爾濱探親，稍後輾轉來台灣），終於穿過山海關，仍在國軍控制的唐山，再坐火車轉往北京。這是一個悲涼的場，我們住在一個朋友介紹的公寓裡，眼睛望著花板，口袋裡空空洗，肚子開始飢餓。孫建章投奔在十六軍當連長的朋友，我徐祥忽，我們三軍官訓練班教官的身份，投奔設在北京旃壇寺的陸軍軍官學校一軍官訓練班。於是了，一個校組長一見我們的狼狽裝束，就拉臉來，拳頭敲著桌子說：
「你們為什麼不抵抗？」
我們呆在那裡，不敢坐。
「你們為什麼不抵抗？」
徐祥已經氣結，我結結巴巴說：
「我們是文職人員，不是帶兵官。」
「你還強辯，革命軍人就是隨時準備犧牲。」
我回答說：
「北京朝不保夕，你當革命軍人吧！」
說完後，拉著徐祥走辦公室。
維持尊嚴是付代價的，我徐祥陷入絕境，四處拜訪朋友，東一頓西一餐的維持生活，很快的就瘦不人形。
我後來找一位輝縣同鄉，在新六軍當少校的常咸六。常咸六不知害什麼病，雙目突失明。我徐祥經常他——口袋胡同二號，他太太總為我們準備一杯茶，有時請我們吃碗麵條，是仍難忍飢餓。
有一次，我徐祥在西單馬路，毫無目的的閒逛，我忽厲聲說：
「你活該挨餓！」
徐祥一我。
「你活該挨餓，」我憤怒的說，「你受過高等教育，卻餵不飽己的肚子，你餓死不足惜。」
「你說誰？」徐祥問。
「我說我。」
我對飢餓貧窮充滿了憎恨，不原諒己的無。
我忽遇那位連孟德爾定律不知，卻考西南聯的百泉初中同學朱光弼。他現在是北京學四年級學生，這時候，我才知他在西南聯讀書時，已變一個狂熱的共產黨，是北京黨的重人物一。我就常北京學，跟他對床眠，聽他講些無產階級革命的種種故。我果肯洗面革的話，他答應由管，我送城外人民解放軍總部；我說我願意洗面革，但我不肯人民解放軍總部。
這時候，政府所轄江山，一半已淪入共產黨手，全國知識份子的左傾程度，接近宗教狂熱，一個人是不是向共產黨靠攏，為檢查他是不是進步人士的唯一標準。是，共產黨沒有個人由、唾棄溫情、標榜黨，全使我毛骨悚，我格不喜歡拘束，覺人尊嚴溫情扶持，是人類共有的德，黨是英明領袖鞏固己權力所加群眾身的刑。這感覺使我不甘屈從，但意識形態的差異，並不傷害我朱光弼兩個人的感情。每早，他陪我豆漿攤吃燒餅油條，往往先讓我坐，後他站在旁邊數他口袋裡的錢。有時說：
「吃一碗豆漿。」
有時說：
「再加一個燒餅。」
有時遇財氣粗的日子，他就聲叫：
「管飽！」
我這時候就吃一碗豆漿、兩個燒餅、兩個油條。朱光弼很少己坐來吃，他總是先在學校吃飽稀飯，因為兩個人吃，錢就不夠了。
北京城裡，街人潮洶湧，擠滿了國軍官兵，擠滿了象徵那個時代特有的販，手裡托著一串銀元，在西單徘徊，口中單調的叫著：
「買倆賣倆！」
這是錢販子，從銀元當時流通貨幣——金元券的兌換工，從中賺取差額，利益十分觀，那時候金元券像瀑布般的跌。販在這個巷口，一個袁頭買金元券五億元，走另一個巷口時，就買五億五百萬元，等他再回原來那個巷口時，一個袁頭已漲五億一千萬，不了晚，一個袁頭換六億了。但仍在絕望中製造希望，甚至有人說，國軍已反攻廊坊，更有人堅稱他確實聽炮聲，這是一個垂死掙扎的幻夢，瀋陽淪陷前後，人們傳說國軍在營口登陸。
同時盛行的還有卦攤，每人問的問題一樣——前程。卜卦的答案千篇一律，有兩個：一是你就留在北京！北京是福，有貴人助你；另一是吉祥在西北，西北有貴人（那時候西北還在傅義部董其昌將軍手）。後的先見明，福遠在東南——海中的台灣，是，沒有幾個人知中國還有一個台灣，就是知跟知太陽系有個月球一樣，遠在涯，不是人們隨便的方。
忽，毫無跡象的，有一，傍晚時分，華北剿匪總司令部派人在街發放傳單，市民於晚六點鐘，一定回各人的，收聽重消息。已經察覺來，這是一個不祥兆，是無法確定它的內容，不敢相信全國人民所依賴的傅義將軍會拋棄那麼依賴崇拜他的軍民。很的，當夜幕低垂，六點鐘正的時候，我、徐祥等，聚集在常咸六狹的房子裡。就在這時，收音機宣佈：「請聽眾十分鐘後，聽重廣播。」
不久，收音機再次宣佈，請聽眾五分鐘後聽重廣播。不久後，收音機三次宣佈：請聽眾一分鐘後聽重廣播。一分鐘後，收音機在萬籟無聲的空氣中，慢慢的說：「華北總部、人民解放軍聯合公報：一……」沒有人記詳細內容，僅「華北總部、人民解放軍聯合公報」這幾個字就說明了一切，傅義投降，北京陷落。共產黨的術語說，「北京解放」。
剎那間，在中聽廣播的人，幾乎傾巢，街訪親尋友，探聽消息。至於探聽什麼消息？誰不知，是像被搗壞了窩的螞蟻一樣，張皇四竄。
二，我街，北京已現另外一種氣象。每一個路口，有三個哨兵，一個是華北總部戰士（這時已動拿「剿匪」字樣），一個是人民解放軍戰士，一個是北京市警察。顯的，當華北總部向人民保證，化危機為轉機，是收回拳頭準備擊的時候，其實他們已在秘密的賣他們的部與忠於他們的人民。
我找朱光弼，他我領剛立的人民學門口，推薦我讀研究部。
「國民黨會毀了你，你有志難展，」朱光弼說，「共產黨有無窮，愛才命，你留來，新國需你。」
我支支吾吾，答應一定留來。
兩後，人民解放軍堂堂皇皇進入北京，街擠滿了人群，一半是學生，當有市民，是他們跟站在兩旁熱鬧的國軍的殘兵敗將一樣，臉充滿了疑懼。那絕對不是一個萬人空巷迎王師的場面，但卻是年輕學生們長久盼望的日子。他們在街頭興奮的奔跑，扭著秧歌，還在旁邊口琴斯斯文文的伴奏（秧歌是東北農村插秧時的民間簡陋舞蹈，跳來時，你說它有醜，它就有醜，那是一個絕對不了檯面的舞蹈）。是，共產黨既提倡它，它就為青年們的光環，很學生乘著還沒有塗掉國徽的國軍十輪卡車，在街奔馳高歌。
就在東單，突間一個國軍少校軍官在馬路魚貫進的車隊攔，抓住駕駛座右座的兩個學生，一面哭，一面咒罵：
「你們這些喪盡良的學生，政府對你們有什麼不？當我們在戰吃雜糧的時候，你們吃什麼？雪白的米、雪白的麵粉、肥。是，你們整遊行，反飢餓，反暴政。你們飢餓嗎？八路軍進城那一，你們立刻改吃陳年米，連一塊沒有，你們卻不反飢餓，今還這個樣子的忘恩負義，會報應的，不認為會放過你們。」
那位少校已經失理智，一邊哭，一邊罵，一邊毆打，一時間全街呆住了。最後還是他的同伴他強制架走，才沒有惹禍。
這時候，北京剩一報紙，那就是《世界日報》，它的老闆舍我（後來他在台北創辦世界新聞學院，保護了不少被蔣父子迫害走投無路的知識份子）雖不在北京，但他的這份報紙，卻是北京孤舟短暫行程中的一盞明燈。每，當報紙來的時候，群結隊的讀者，圍在貼報欄，默默讀著沒有經過共產黨審查的新聞——這恐怕是共產黨有史來，准許新聞由的幾。
《世界日報》刊載國軍反攻部隊，正向津及楊村挺進的消息，間或隱約暗示艦隊逼進沽。淮海戰雖結束二十餘，國軍雖早退守長江南，實不立即捲土重來，向千外的孤城發動攻擊，不過沉海底的人，連動盪的海草，會當是救生繩索。北京城裡國軍的那些殘兵敗將竊竊語的轉告，裡燃燒不應該燃燒的希望。但我對這份報紙永難忘記的卻是，它正在連載張恨水先生的一篇說＜開門雪尚飄＞，描寫抗戰勝利後，復員回北京的一對年輕夫婦，丈夫是一個位置低微的職員，太太漂亮非凡，丈夫的同丈夫的高幾級的長官，向展開攻勢。有一次，妻子應邀參加舞會，丈夫尾隨著進入警衛森嚴的院，從廳窗子向裡偷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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