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的「青幹班」是一個政治機緣，時間雖有一個月，但是它卻集結了足影響若干人前途的社會關係。一九四六年，總統蔣中正的兒子蔣經國，在重慶浮圖關中央訓練團原址，創辦了中央幹部學校，招考研究部一期（奇異的學制、奇異的名稱），完全是蔣經國人幹部培育中，那些研究部一期的若干學生，曾經主宰台灣政壇三十年。蔣經國人的標準，一順序就是研究部一期的學生（至於研究部二期，及普通科學生入學的時候，蔣經國的興趣已經轉移，不再重視）。所，六○年代台灣政壇，有一句諺語說：「非幹不行。」「幹」是個雙關語，指你當官，是非「幹部學校研究部一期」身不行。蔣經國先生跟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學校（稍後改為政治學）媲，他傚法中央政治學校的架構，既沒有在教育部立案（他果立案，易反掌，但蔣父子的為總是表現威權凌駕法律），又沒有冠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字樣，沒有人知這些幹部是誰的幹部。
「青幹班」的初名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人員訓練班」，後來改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蔣經國創辦了中央幹部學校後，為了安撫吸收當時已在全國各青年團具有實力的「青幹班」同學，就「青幹班」改為「中央幹部學校一期」。「青幹班」同學經此一改，就了蔣經國的學生。學生雖是學生，卻底不是真正的學生，所當時有一個比喻：「青幹班是門神，開門時在裡面，關門時在外面。」不過，「青幹班」同學就在這門裡門外，吃一點政治的零碎點。
我就在走投無路時，遇了「青幹班」年紀最的學長李荷先生，他那時候已當立法委員。他的一位朋友瞿紹華當教育廳人主任，一紙派令，我就了屏東農業職業學校的人員。
屏東在北迴歸線南，比北台灣更接近熱帶，我差後一件就是買兩件這輩子一次穿的香港衫，在獨一間的屋裡，安靜的過日子。每班班，打算終老年。是像是注定的，坎坷的路程不但沒有結束，還不過是剛開始，後我所受的災難比來，在陸那些折磨，實在是微不足。
我的薪水，除了生活開銷外，添購了一些衣服，還買了一架聽短波的收音機，每晚的時候，就收聽一段北京人民電台京戲，當附帶收聽幾句華南一帶戰況的報導。當時台灣已經戒嚴，收音機不普遍，我每晚開收音機，除了擾亂鄰居的安寧外，當引別人的注意，尤其是特務的注意，是我己卻沒有絲毫警覺。
於是，常常的，像在瀋陽、北京時一樣，向同們談論國，尤其糟的是，我特別讚揚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不拿人民一針一線，對撤退台灣的國軍行徑，深惡痛絕。恰報一則消息，一個軍人沒有車票，硬闖車站，收票員尾追軍營，他補票，結果招來一頓毆打，使我感羞恥。晚，快入睡時，兩個普通裝束的中年人進來，很客氣的我前談談。
「哪裡談？」
「你了就知。」
就這樣的，我被吉普車載火車站，押火車，一直駛向台北。押我的人，不但沒有語言，在火車的晃動中，不清他們的表情。我像木頭一樣，被夾在中間，滿腔憤怒，一點不知態的嚴重。二，一亮，了台北，他們我送設於青島東路的台灣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守所，一進門就聽從一排木柵裡面，發哄堂的叫聲：
「歡迎新客人！」
我被推進其中一個像獸籠一樣的房間，裡面塞滿了赤背短褲的囚犯，我爬房間的一角，在一個龐的馬桶旁邊坐。
「你犯了什麼罪？」有人問。
「不知。」我說。
「哈！你明明是一個匪諜，怎麼說不知？」
這時候我才有點害怕。
「來這個方的人是匪諜！」
「匪」就是共產黨，有時候再加一個「共」字，為「共匪」，「諜」指的是共產黨的工人員。後四十年間，「匪諜」為台灣人民一種最怕的巫蠱，不碰，立刻破人亡，身敗名裂。就在守所，我跟一位年齡相若的人，談非常投契，他叫楊啟仲，是一位中學老師，因為同在他的宿舍發現一本艾思奇編的《唯物論辯證法》，被送這裡，已經兩個月了，還沒有問過一次話。
押房擁擠不堪，容納十幾個人的獸籠裡，有時塞進三十幾個人，蹲在那裡，輪班睡覺，伙食既簡單又骯髒，數人瀉肚，馬桶就在我身邊，臭味還在其次，有時還有糞汁濺來。我無法靜來思索怎麼會落這種場，陷入我從沒有過的困境，呼不應，喚不靈，沒有人告訴我怎麼會發生這種情？沒有人指引我怎麼救。從每不斷塞進來的囚犯口中，知外面正肆瘋狂逮捕，一個人因身插著紅花在新公園被捕，一個士官因不掉了帽徽被捕，但很人是因為「偷聽共匪廣播」，我膽怯來，萬渡海，難為了台灣斷送殘生？早知我應逃回輝縣，或逃回息縣，反正不過此！
就這樣，我受漫長的囚禁，沒有人問一句話。直一午，守衛叫二十幾個人，帶廳，接受審判，每個人詢問的時間，概五分鐘。我進後，台坐著一位法官，他已十分疲倦了，一臉的不耐煩。我還沒有站定，他就開始宣判說：
「閱讀非法書刊，為匪宣傳，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像五雷轟頂一樣，我哀聲叫：
「法官明監，我從沒有閱讀過任何一本共匪的書，就是在北平的時候沒有。」
「你沒有過，這《唯物論辯證法》是誰的？」法官問。
「法官明監，那不是我的書。」
「不狡辯，帶。」法官說。
我掙扎哀求說：
「法官明監，那不是我的書。」
「不是你的書，」軍法官說，「難是我的書！」
一個書記官附身跟法官耳語，法官言語說：
「楊啟仲的判決書，怎麼放在這裡？你叫什麼名字？」
我名字告訴他，法官翻了又翻，言語說：
「又是一個沒有判決書的人，帶回候審。」
我回押房，楊啟仲就再沒有回來。時至今日，不知他仍在人世？仍在台灣？
終於有一，我再被叫軍法庭，另一位軍法官宣佈說：「竊聽共匪廣播，處有期徒刑六月。」就在當，我已羈押了七個月，我高興幾乎喊他青老爺，是面對的問題是哪裡找保人？全台灣恐怕沒有一個人肯保一個匪諜。押解我的那個班長（囚犯對守法警的尊稱）我的困難，告訴我說：
「果你有八十塊錢，我替你買一個保人。」
八十元是一個數目，幸我身恰恰還有八十元，收押時被收保管，言明獄時領付。就這樣的，我走守所，但已囊空洗。當我跨那個門，仰歎一口氣，發現又一次的四顧茫，無處投奔，身又無一分。感謝神靈，就在這個時候，忽遇劉浥塵。他在工礦黨部做，恰巧路過那裡，工礦黨部設在台北市華陰街，距離不遠。我向他借返回屏東的路費，劉浥塵我帶工礦黨部，警告說：
「你被人帶走，一半年，有什麼理由相信學校還保留你的職位？你應該先打個長途電話問個清楚。」
我驚醒過來，捏造一個姓名打電話試探，對方直率說：
「郭衣洞已經被開革了。」
這就是我的一生，我總是不斷的失敗，且是慘敗。
我被神秘逮捕，依當時白色恐怖的氣氛，應是有無回，是卻被草草釋放，連判決書沒有給一張，似乎國際局勢有關。在我坐牢的七個月期間，韓戰爆發，發表白皮書本來放棄國民黨蔣中正的國，突重新台灣抱，從棄兒變寵物，國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國民政府的聲勢一子從谷底升中，信隨著倍增，對那些人山人海的政治犯，無法一一處置，才一些他們認為不足輕重的案件一清理，批釋放，我不過是幸運者一。
但幸運使人恢復由，不恢復工，我劉浥塵服務的工礦黨部睡鋪度日。在那個時代找工真是艱難，尤其是台北的雨似乎比南部，每一次穿著濕淋淋的皮鞋一些長輩拜訪，在玄關那裡簡直無法脫鞋，除了襪子濕淋淋的不榻榻米外，襪子的破洞，使我難堪。就這樣，失業破洞的濕襪子，就像連體嬰一樣的在我記憶中不分割。在台北碰壁又碰壁後，忽李淼的消息，他在省立新竹中學當人員，於是投奔李淼寄住。不久，在省立台南工學院（後來改制為國立功學）附設工業職業學校當人員的范功勤來信說，他介紹我他們學校當歷史教員。雖，我對歷史一竅不通（實，學校的課程，我沒有一門通），不過我已沒有什麼選
（本章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