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野，與其說是原始的，或浪漫的，毋寧說是傾向文藝的文學的。我從少年時代，就被各式各樣的武俠說迷住，還幾乎瀏覽了當時部份傳統的社會說，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甚至不懂的《儒林外史》，十分艱深、文言文寫的《聊齋誌異》。
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言，我所讀非主流的書，佔的時間實在太，假定其中三分一的時間讀算術，三分一的時間讀英文，不讀長教師們一提來就青筋暴脹的非主流書籍，這一生一定過平平順順，快快樂樂，會現在的不同。
百泉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才一次接觸中國文壇的曠世名著——《紅樓夢》，但是對這本書的印象不佳。因為四厚本已完了兩本，還不打架，我立刻就認定那不是一部書，它扔遠遠的。真正使我崇拜的一位現代，卻是張恨水先生。
在高中入學考試前，為了準備功課，開封圖書館讀書，偶間從書架發現一本張恨水寫的《啼笑姻緣》，立刻被其中的情節抓住，每午閉館，被館員吆喝趕走。男主角樊樹與女主角沈鳳喜、何麗娜的傳奇式戀愛，使我走街一直惆悵若失，幾乎新學會的平面幾何忘光。
從《啼笑姻緣》、《金粉世》、《江東》，直歌頌國軍常德保衛戰的《虎賁萬歲》，是張恨水寫的書，我有見必買，一直有一，買署名是張恨水的說，了幾頁後，忽覺完全不對勁——知不對勁，不知哪裡不對勁，反正怎麼不對勁，翻查版權頁，才發現者是「張恨冰」，冒牌矇混。從此，我就張恨水的知音居。
張恨水的品，採中國傳統章回形式，這是最困難的一種形式。僅是章回的題目，果沒有相當程度的文學素養，根本就寫不，且對話密密相接，那才是真正的臻功夫。
考開封高中後，才開始接觸完全採取外國形式的新文藝。過當時很著名的品，最喜歡的還是魯迅，特別是魯迅說的沉重積鬱，那種每一個字像石磨一樣在靈轉動的壓力，問題冷峻的刻畫來，他的說對我的影響，極為深遠。
不過，真正對我寫啟蒙、後對我寫有幫助的，卻是一部既平凡又奇怪的書，那就是《文描寫辭典》。三○年代陸，直七○年代台灣，市面不知過少種版本，內容致分為人物篇：「少女」、「流浪漢」、「老人」、「病人」、「禿頭」，風景篇：「溪」、「河流」、「斜陽」、「徑」……；還有感情的描寫，像「失戀的少女」、「恐怖的古剎」、「火災」……等等，至少有四、五百頁，編者從各位名的品中，尋找有關段落，文後註明摘某某書。陸是那麼樣的廣袤，書的種類又是那麼樣的繁，價錢又是那麼樣的貴，不說是一個學生，就是中產無法遍所有文藝品。是，卻透過這本書，文壇全貌，尤其是摘錄來的，是精采片段，讀者很容易由驚訝奇，由奇購買他們的書。我就是從這樣的「類書」中，興對文藝的興趣，對的崇拜。像對丁玲，有一段描寫挨逐戶尋找的丈夫胡頻，使人真為的處境哀傷（胡頻那時候不過二、三十歲左右吧，因為思左傾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悄悄槍決）。其他，像章衣萍、沈從文，是靠《文描寫辭典》引薦，進入他們的世界。
台灣後，對共產黨在陸的流血鬥爭極端的不由，及台灣島的南北漂泊，使我中產生很強的寫衝動，是沒有機緣。青年歸主國際協會的情發生後，我寫平生一篇散文，投寄當時台灣最的一份雜誌——《由談》，且被採發表。題目已經忘記，不過影響倒是記的。刊後，當時聯勤總部財務署長吳嵩慶先生寫信給我，邀我他共餐，吳先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向我肯定一個基督徒有愛己國的權利。我的很朋友讀這篇文章，才知我身在台灣且失業。百泉初中的老師、是百泉鄉師範學校校長李振雲先生，教我他擔任校長的台北縣立樹林中學當教員，我再一次安定，永遠安定。
是，二年，珞珈山「青幹班」同學包遵彭，任蔣經國立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文教組組長，邀我參加。樹林位於台北市南，過，我每徒步三十分鐘，由我住處走萬華車站，搭車樹林，車還走十幾分鐘才學校，遇雨，沿途泥濘不堪，救國團總團部就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但是，最重的原因，卻是說不口的，仍是我的證件了問題，因為我始終沒有東北學文憑，來台灣後，一直同學們保證的「證件遺失」證明。在樹林中學，雖通過了核薪這一關，但台北縣政府曾公文催促我補繳正式畢業證書，並且告訴我，教育部現在已經開始頒發正式畢業證書，擔保證明不再。問題是，我當不敢申請正式畢業文件，因為明知教育部有開除我的檔案，申請，就等於投羅網。僅這一點，就夠我歡喜的轉向救國團。從此，我歸類為蔣經國的人。
很人認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是一個特務組織，其實，當不是，它不過是蔣經國培植人勢力的迷你王國。總團部設有若干組，最初數字為順序，後取消數字，直接標工的內容，像青年活動組、青年服務組、文教組、婦女組……具有政黨組織的雛型，蔣經國是主任，胡軌是副主任，李煥是主任秘書，這是一個單調的團體，被外人稱為太子門，但卻絕對不是特務，因為特務是一種專業，救國團不夠資格當特務，況且蔣經國另有特務系統，不需救國團介入。我救國團不久，就在包遵彭桌，蔣經國致黨團高級幹部的一份簽名密函，意說：
「有很同志反對我接管情治機關，認為那是一種特務工，不符合我的身份……」
蔣經國就這一點加解釋，後，他說了一段重的話，他說：
「關於情報治安工的法律問題，我曾經戴笠同志談過，他說：革命就是法律，我們身負革命重任，不處處遵守法律。國危急存亡秋，此與共勉。」
我忽警覺，我了一份我不應該的機密文件，急忙回己的坐位。
不久，總團部搬峨嵋街，發生了《由中國》件。
《由中國》是國民會代表雷震先生創辦，受胡適先生支持，它傳播民主由思，對社會弊端的直言不諱，在五○年代，為台灣社會唯一的一座燈塔。那是撤退台灣後，喘息舐傷的時代，陸的慘敗，不但沒有使國民黨有任何醒悟，反認為：
「共產黨的功，是我們國民黨太善良的緣故！」
於是更加強黨化教育組織訓練，最高統帥蔣中正先生的領袖位更加鞏固。有《由中國》雜誌，呼籲希望國人從腐敗、獨裁、封建中覺悟。我台北後，不久就跟《由中國》的一些員，包括社長雷震先生、編輯聶華苓女士、傅正先生，來往密切，我對《由中國》的言論，從頭尾，由衷認同。
救國團後，《由中國》對國民黨的抨擊更加激烈。有一次，發表了＜那是什麼東西＞一文，質問學校旗竿頂端的國旗面，另外還有一面綠旗，它是什麼？蔣經國為此為震怒，因為那正是救國團的團旗。在每個星期三午，由蔣經國主持的團務會報，他嚴厲的對與會的幹部說：
「你們一定有朋友在《由中國》，我命令你們告訴他們，他們這樣做是反動的，負後果。」
我當不會這些話轉告，不願因我傳話使雙方面的敵意更為增加，是裡同情《由中國》。
團旗件後不久，爆發了另外一個重的「祝壽專號」件。
蔣中正概是世界最喜歡慶祝生日的一位政治領袖，五十歲生日的時候，還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就發動了獻機運動，所獻飛機排一個中文的「五十」二字，在飛翔，報登照片。了台灣，每逢他生日那一，舉辦一次祝壽活動，所有的媒體像從一個模子裡澆來的：刊「普同慶」、「薄海歡騰」標題。最有趣的是，蔣中正一面欣賞部屬為己祝壽，一面又一個「手諭」，給中央社送各媒體發表，手諭說：
「聽說為我祝壽，值此國難期間，實不行，希望轉告各級單位，確切遵照。」
意是這個樣子，原文已不記。結果是祝壽場面越來越熱鬧，花樣越來越令人歎為觀止。在台灣這個島，已聽不任何追究陸失守責任的聲音，有眾口一辭的讚民族復興的救星，蔣中正己終於相信這一些是真實的。
一九五六年十月，全島各機關學校已經開始籌備慶祝領袖華誕，蔣中正忽頒發一命令，像古帝王「徵求直言詔」一樣，各方面不顧忌，儘量對政府提批評。
一個民主國的元首，永遠不會達這種人民批評的命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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