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救國團有我的，除了班時間外，在寫我的說。長篇說集《蝗蟲東南飛》，中篇說集《莎羅冷》，短篇說集《秘密》《怒航》《兇手》《掙扎》，在五○年代版。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有了的名聲，受文壇重視。那個時代，因為版的困難，名反比較容易。
當時全國本來有一個文藝團體——中國文藝協會，是它一開始就被少數幾個人持，不肯放手，於是引了窩裡反，馮放民、劉皇、王臨泰三位先生為首的一群，宣告脫離，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支持，立了「中國青年寫協會」。真正領導人是救國團文教組組長包遵彭副組長楊群奮，我則是負實際工責任的總幹。擔任總幹最的處是，使我認識了五○年代數。
當總幹還有處，當時台灣不但對外封閉像一個鐵桶，對內很少旅遊，有中國青年寫協會會員不斷組團環島訪問，這在當時是一個石破驚的行動。更石破驚的是，還組團分別訪問金門馬祖兩個軍重，每一次由救國團面向海軍總部申請一艘登陸艇，由海總在坦克艙搭床鋪，這不是一個普通民間團體所辦的。
另一個處是，每年暑假救國團舉辦暑期學生戰鬥訓練，在各式各樣的戰鬥訓練營中，特別立一個戰鬥文藝營，這個營就由青年寫協會主辦，我是主角。文藝營普通分為四組：說、詩歌、戲劇、文藝理論。
——後來，我離開救國團，尤其是入獄後，所有該會的歷史文獻，對我一字不提，手法乾淨俐落，態度嚴峻，就像俄共對付托洛斯基、中共對付陳獨秀。即令是圖書，遇者是我時，「郭衣洞」會被刪「郭」字，為「衣洞」。
救國團的工雖使我有所收穫，但有時候受岐視。有一次，《由中國》雷震先生邀請幾位朋友他後院喝午茶，來賓中一位是台灣學教授殷海光先生。殷海光是誰，我那時還不清楚，殷海光當更不知我，但他一聽救國團幾個字，立刻露不屑的面孔，態度傲慢。我總認為教授氣質應該有相當涵養，春風化人才對；直很久後，我才知殷海光所有那樣的態度，是他我歸了「異類」的緣故。
救國團蔣經國，每一位職員，《由中國》視為寇仇。有人警告我，不再雷震他們來往，但我不接受，因為內裡喜歡並且尊敬雷震先生，從不覺《由中國》來往，是一種背叛團體的行為。當救國團發動四面八方圍剿《由中國》時，我沒有寫一個批評的字。不過我卻在《由中國》寫過一篇短篇說＜幸運的石頭＞，描述一個人一輩子靠運氣，不是靠力，步步爬高位。
這篇說寫並不，但是卻被認為諷刺某些人物，就有人打報告說：我在東北陷入解放軍手時，曾被俘擄，且被關集中營受過訓。當時流傳著這麼一個故說，蔣中正在總統府召見重將領，張飛進見，警衛說，你是行伍身，沒有學歷，不行。諸葛亮進見，警衛說，你有民主思，不行。馬超進見，警衛說，你是方軍閥，不行。關公進見，警衛說，你被俘過，不行。袁世凱進見，警衛不認識他，問他說：「你是誰？」袁世凱回答說：「我是袁頭。」警衛驚喜說：「袁頭？走後門！」
被俘這項流言的誣陷，是我中年後的巫蠱。我無法證明我沒有被俘過，且，主的是，沒有人我證明，即令我提證明，不知向誰提。巫蠱是不見摸不著，但卻是無所不在的病毒，被咬過的人，才知它的厲害。假證件的，那是己真正的偽，不是別人誣陷，賴帝的保佑，終於過關；是「被俘」突現身，緊緊的抓住我，我不知怎麼擺脫。
有一，文教組長包遵彭先生我叫房間，鎖房門，嚴肅的問說：
「我們是老同學、老朋友，東北撤退時底發生了什麼？」
「發生了什麼？」
「有人檢舉你在東北被共匪俘擄過，還在集中營受過訓。」
我跳來，聲說：
「我沒有被俘過，沒有受過訓。這消息是哪裡來的？」
「消息來源當不告訴你，反正有人檢舉。」
「我面見主任（蔣經國）解釋，這是從沒有的。」
包遵彭立刻緊張，力握著我的手，說：
「老爺，你千萬不向主任任何反應。懂嗎？我們是老同學、老朋友，我才這麼坦率的告訴你。本來教我暗中調查，並沒我通風報信。主任果問你怎麼知有人檢舉你，你怎麼回答？」
我目瞪口呆。
「千萬不對任何人講，」包遵彭說，「不但害了你，害了我。果你說是我告訴你的，我會當場否認。」
「那我應該怎麼辦？」
「我不知，一切謹慎就是，不罪人。」
不久後，主任秘書李煥先生我叫，談一些公後，輕描淡寫的問了一句：
「怎麼有人說你在東北被俘過？」
我重複一遍向包遵彭說過的話，李煥包遵彭同樣的話，囑咐我謹言慎行。
這種千鈞壓力，每隔一段時日，當我情正恢復平靜際，總重演一次，後原樣結束。最無奈的是，我還被嚴厲的告誡，不准向任何人提。
後來我才知，「被俘」是一個嚴重的罪行，最高判無期徒刑。我陷在五愁霧中，日夜忐忑不安。
一九五○年代末期，國際流行一種稱為「年會」的學術會議（不是年度質的會，是專題質的會，像國際物理年會、國際球年會）。救國團在一九五八年冬，在風景明媚的日月潭，舉辦「中國青年文史年會」，其實就是一個專學生為主的冬令營。就在年會，我認識了靜宜英語專科學校（後來改為靜宜學）的學生倪明華，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被切兩段，一切歸零。愛情足使年輕人著迷，但對中年的人來說，不過一句虛話；尤其是男人，業居於無動搖的一位，愛情不過逢場戲。是，對我不，這一場愛情，使我跟永培仳離，整個社會對。
對這件反應最強烈的是明華的父親——中興學教授倪渭卿先生。他那時正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功學校長閻振興先生同住一個寢室，他警告閻先生，功學果再繼續聘我教書，他們夫婦將鬧個翻覆，閻先生遂立刻我解聘。倪先生又發電報給蔣經國，指控他的部利職權勾引他的女兒，求嚴辦。蔣經國並沒有立刻令我撤職，是副主任胡軌先生警告我說：
「拿，放，才是丈夫。前途重，怎麼這樣胡鬧！」
我不是胡鬧，是認真，我仍繼續明華來往，父親的反應越發強硬。那時的報紙雖對這件沒有一個字的報導，但在整個救國團它所屬的各縣市支部，已為轟轟烈烈的話題。我平常本樹立了不少敵人，現在，更為流言四的箭靶，不的一些醜聞，足致我於死的跟共產黨有關的一些傳言，越來越嚴重。我完全孤立，沒有一個人我說話，有一些朋友前來勸解，站在業前途的立場，指我半生辛苦的果，將為一個女人毀於一旦，不但不實際，不聰明。
，我完全聽不進，我愛情置於一位，業前途置於二位，不在乎任何批評阻礙，正是我的盲點。「青幹班」同學張忠渠感慨的說：
「你已經著迷了。」
「是的。」
迷，是我的致命傷。
蔣經國叫李煥轉達他最後的一次警告。
「主任說：郭衣洞不是被俘過嗎？果他再繼續惹，我就叫調查局調查他這件。」
「調查就調查，」我說，「我根本沒有被俘過！」
李煥不說話，沉默了一會，說：
「吧！你辭職吧！」
少年後，回來這一段對話，忽驚一身冷汗。那年我已四十歲了，雖經過那麼災難坎坷，是，仍不知「調查」的恐怖含意。直十年後我被逮捕，才發現一旦「調查」，即令皇太子尊，會被「調查」叛國的罪行。不過，雖當時蔣經國已十分不耐，但他卻不為已甚，並沒有真「調查」。李煥先生，他當時的影響力，果不包容擔當我的荒唐的話，蔣經國會被激怒，採取行動。發生在十年後的被捕件，將提前十年發生，那才是我最的悲慘。
辭職後，又恢復了當年的孤獨，接著，深懷內疚的永培分開，孑一身在臨江街找了一間房子暫住，沒有薪資，沒有工，身有一點點零的錢。明華卻石沉海，被父母軟禁在，不准學，不准門，根本不知我的向，二人無法聯絡。感情在沸騰了後，又歸平靜，像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情。
這時，朋友們開始譏笑說：
「你被一個女子耍了，這麼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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