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車遊橫貫公路的光彩，對我的貧窮沒有裨益，那時候還不流行付給演講費、撰稿費。台灣公路局認為我既是局長的貴賓，位崇高，豈現金論價，所並未支付分文，真是連煮字療饑的機會沒有。這時，報社命幾位編輯分別撰寫專欄，專欄的稿費雖很低，但不無少補，且很少拖欠。我就分的專欄定名為「倚夢閒話」，每寫一千餘字。這不是十分體面的開始，但是卻我悄悄的帶進另一個新的寫廣場。
最早寫雜文的目的，顯易見，不過為了免於饑寒，並沒有什麼崇高的理念，向專制暴政挑戰，所最初談一些女人、婚姻類的話題。是，了後來，每在報社裡聽記者們採訪回來，尤其是採訪警察局回來，常帶一些使人髮指的社會新聞，報社礙於人情或畏懼後果，往往不敢發表，我就忍不住在專欄裡，提抨擊。有一次，一主人指控他的女傭偷了錢，刑警隊就那女孩帶回警察局，雙臂張開「」字狀，銬在欄杆，這是一種連軍閥時代不會發生的暴行（即令是帝王時代，為了防止強暴或戲弄，女囚犯不戴枷、不反綁）。又紅極一時的名鴇何秀子女士，被警察逼走投無路，舉行記者招待會，控訴警察索賄。警察局一個反應就是：一個老鴇怎麼有資格舉行記者招待會？我的一個反應則是：老鴇跟總統一樣，有資格舉行記者招待會。
社會的黑暗，反映這個社會的品質，傳統社會最的特點是：不人當人，尤其不女人當人。我見這一類的惡行，半來警方，這使警察先生在我的雜文中，佔了一個非常突的位。當時全島所有的警察局派所牆，有九個字的斗標語：「師，君，親。」這簡直是有發高燒的人才來的荒謬念頭，一個警察居命是人民的教師，已夠，還當人民的君王，我認為其憎，最後還當人民的爸爸，就更不寬恕。所我給警察先生取了一個綽號，叫「三牌」，引很的迴響，致後來記者寫稿寫警察時，往往「三牌」來代替。這個綽號造兩個後果，一是在提這個綽號後一年半左右，警察局牆的標語全部塗消，二是全體警察的怒火，集中在我一個人身。這就是十年後我被捕時，政府組織了三人專案組負責偵訊，警務處指派代表的原因。
雜文富於社會批判功，像一匕首或一條鞭子，它雖不是魯迅先生所創的文體，但卻是由他發揚光，它更是對抗暴政的利器，因為它每一次擊，直接擊中害。在那個威權至肅殺氣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會一潭死水。國民黨蔣王朝戰敗餘，撤退台灣，滿身傷痛，後來在國強武力的保護，才休養喘息過來。由於對共產黨深懷恐懼，所共產黨視為神，認為它既無所不在，又無所不。同時，國民黨發現，有個像共產黨這樣的敵人真，對具有由、民主思的文化人，共產黨帽子往他頭一扣，就名正言順的立即剷除。這套手法我並不是不瞭解，是我控制不住己，一遇不公義的，就像聽號角的戰馬，忍不住奮蹄長嘶。
雜文固是打擊專制暴政的利器，但是一種兩頭尖的利器，會同時傷害己。我：幸當時有一個《由中國》一防線。，一九六○年的某一，蔣經國他的人碧潭游泳，從他溫暖的笑容，他情的愉快，似乎一切平安無，就像他的笑臉一樣浮漾著煦。，今回來，當初史達林先生令逮捕托洛斯基元帥時，他黑海游泳，露同樣笑容，那是滿意己就的笑容。因為就在當，蔣經國令逮捕雷震傅正。雷震被捕時，還代他的助理繼續版《由中國》；他實在應該知蔣經國逮捕他的目的，正是不允許他繼續版《由中國》。
逮捕雷震，查封《由中國》，是五○年代一件，比這個更的，像軟禁孫立人將軍，及肅清孫將軍在軍中的勢力，沒有引反彈，因為那是在秘密進行。國民黨特務認為對付像雷震這樣手沒有任何兵器的人物，根本不需秘密進行，所毫不避諱。當時雷震、聶華苓非常接近的群中，公孫嬿他們最為親密。是，雷震被捕後，公孫嬿立刻在《中央日報》發表一篇長文，對雷震痛加斥責。一時間，討伐雷震《由中國》的聲音，充斥所有報章雜誌。
《由中國》這牆崩塌後，我的咽喉完全暴露在情治單位的利劍，當時我聽的一個訊息，就是同口中的警告：
「警備司令部的人說，柏楊後該乖了吧！」
偏偏，我不但沒有變乖，反從內激發一種使命感，覺應該接《由中國》來的棒子。這種信念，在我的雜文中，不斷現。在氣氛一比一肅殺的那段日子裡，讀者它十分重。
那些年，很情使我魚刺在喉，不吐不快。靠著膽包一時的運氣，發揮了聾子不怕雷的精神，不斷寫。為了減少阻力，我最不嚴肅的方式，討論最嚴肅的問題，幽默最容易凝聚讀者群，最容易引發更人關注我們社會的病態。
漸漸的，我走了最初女人婚姻等風花雪月的題材，走進眼睛的社會政治的底部，最後，再走進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所的感覺的，使我震撼，我它譬「醬缸」，但一開始並沒有，這個醬缸竟有那麼的腐蝕力。
有一年，台北警察局在召開了無數次的會議後，決定某月某日開始，禁止隨吐痰，對違犯的人處罰款。市民歡呼這是一個新的時代來時，蔣中正卻突令阻止，他說：德服人，勸告，不罰錢。結果一個改變人民氣質、提高環境衛生水準的機會，就告破滅，空歡喜一場。當時的報紙電台卻異口同聲跟著宣傳：德治比法治，因為動不動就罰錢，會招來民怨。中國不夠革新進步，一因就在於這種「德治比法治」的醬缸產物。
阻撓傳統文化革新的兩項措施，全由蔣中正主導。一是中國駐印度一任使羅倫先生，曾力提倡簡體字，並寫了一個冊子，蔣中正的一句話為書名：「這樣的文字，非簡化不。」結果這句話不過使羅倫免於被捕，文化界打手，紛紛指控：凡是主張簡體字的人，是「與共匪隔海唱」輩。那個時代，一旦被這七個字咬一口，非死即傷，我曾為此寫過一篇短篇說＜魔匪＞，因被再一次烙印記。
二是，中文橫寫時，應該從左右，或從右左的純文化問題，警備司令部磨刀霍霍。中文橫寫，經義的，應該從左右，因為漢文單字，就是從左右寫的，從來沒有人從右左。當漢字堆積文章時，當應該從左向右。果從右左，不但無法控制字與字間的距離，且，手腕會你右邊寫的字，擦一團。不幸的是，共產黨在陸不但實行簡體字，還從左右橫排，於是，凡是主張從左右橫排的人，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我終於發現政治改革所困難，全由於文化的惡質發酵。因此我不斷呼喊，企圖使醬缸稀釋，才解除中國人靈滯塞的困頓情。後來，我才知，我這份盼望社會進步的沉重態，正是我己綁赴刑場的鐵鍊。
十年雜文期間，除了在《立晚報》「倚夢閒話」專欄外，稍後在《公論報》闢「西窗隨筆」專欄。這兩個專欄的內容形式一模一樣，雖這兩份報紙的發行量不，但在白色恐怖時代，影響卻立竿見影。
除了執筆為文外，我還被邀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兼任教授，教「文學概論」，使我不不閱讀一些文學理論方面的書籍。當時我已經版了十本說，卻直教文學概論的時候，才知什麼是說，說應該怎麼寫。但我發現，理論對創並沒有太幫助，對欣賞有幫助。這時我對雜文的運，已較熟練，漸漸創造屬於己的文體。當受過挫折，例，我一人稱的時候，除了「我」外，還不時的稱「柏楊先生」「柏楊先生暨夫人」，及「我老人」等等。有一次，編輯會議，有位記者廖素雯女士求報社行政力量，制止這種不倫不類、高的寫法。
十年雜文，是我有生來，從沒有過的、這麼長期的安定日子，因為倪明華我逐漸建立一個平靜的。婚後二年，明華生了一個女孩，命名佳佳。在這前，所有的孩子早我疏遠，現在女兒了我唯一的親情慰藉，從呱呱墜那一，每一聲哭啼，牽動我的肝。從身，我的不僅僅是一個女孩，還另外兩個女兒，兩個兒子，這些是終生無法挽回的椎痛，是任何一個婚變後，不撫養子女、身為父母的哀情。父母的暫時忘記兒女，但不永遠忘記；不無時無刻的思念兒女，但會終生不斷思念。有一個方法使己獲的平安，那就是對所有孩子的愛，全部傾瀉見摸著的現有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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