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島，這個使人毛骨悚的名字，位於台灣東南海域。世界許國像有一個毛病，恐怖時期的政府，總是在它的領海找一個孤島，囚禁重人犯，法國就有一個魔鬼島，南非有一個羅本島。日本佔領台灣時，就火燒島當囚禁反日份子的監獄，台灣回歸祖國後，國民政府火燒島改名為綠島，但它的任務並沒有改，五○、六○年代，島的政治犯有萬名，那時候的火燒島，有稀疏的不十個村落。政治犯被送島後，己動手先築圍牆，後，再在中間築鐵絲網，掛「新生訓練總隊」招牌，男政治犯女政治犯被鐵絲網遙遙隔開，他們各搭蓋己的草屋宿舍。就在那四周全是驚濤駭浪的孤島，一夏夜，魚腥撲鼻，但每當有月光的夜晚，一抹朦朧，有濃厚淒愴的浪漫情調。據說曾經有男女政治犯遙遙相望，不對話。一位身音樂教師的政治犯一位音樂系女學生的政治犯，隔著鐵絲網，一有機會，就站在那裡癡癡凝望，後來教師為寫曲譜，藉著歌聲，向唱淒愴的情，這首歌曲曾經流行全島，那就是有名的＜綠島夜曲＞：
這綠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裡搖呀搖
姑娘喲 你在我的海裡飄呀飄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衷情隨那流水 不斷向你傾訴
椰子樹的長影 掩不住我的情意
明媚的月光 更照亮了我的
這綠島的夜已經那樣沉寂
姑娘喲 你為什麼還是默默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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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者是誰，贈與的對象又是誰，不敢露面，無法查考。不過每當這首歌聲響的時候，就使人那個不平凡的故，台灣經歷過的悲情命運。
當我們這群政治犯在火燒島岸的時候，火燒島已不再那麼荒涼，車隊穿過山間徑，向監獄進發，連綿不斷的丘陵，滿佈著全副武裝崗哨。最後，我們在一個全新建築「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門前停，後分批被驅入押房。
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的囚房，是一個二層樓建築的型五角形廈，共分為十個區，每區有十個、八個押房不等。就在這裡，我度過整整五年。
我們被帶入押房時，監獄官令政治犯身所有的香煙。在外役工區的人，無論圖書室、洗衣工廠，或縫紉工廠，准許吸煙，後來在登陸艇，透過憲兵充滿了同情的手，身少有幾支香煙。這時候，監獄長宣佈說：
「不管你們過受什麼優待，本監獄絕對不許囚犯吸煙。」
不准吸煙，對不吸煙的人沒有絲毫影響，但對有煙癮的人來說，簡直是一個嚴重打擊。十五年後，蔣班威權政治崩盤，所有監獄才解除了這個無聊的禁令，並沒有聽說哪一個囚犯利打火機或火柴殺或殺人縱火。官員們所禁止囚犯吸煙，是展示他威權的一種手段，目的是國民黨青年守則外加的十三條：「整人為快樂本。」實，綠島感訓監獄從開始那一，一直結束，政治犯沒有一斷過香煙。
二，押房門忽打開，一個水電班長，踏腳步走進來，他的手扳頭敲了兩廁所龍頭，等開門的戒護班長離開後，他轉頭過來，低低問一聲：
「那位是柏楊先生？」
我應聲答應，那班長從口袋裡掏一封我入獄前回給讀者們的賀年卡，他說：
「我是你的讀者，名叫郭英，我這裡先給你一包煙，吸完後，就報告守說：『抽水馬桶壞了。』我就會帶煙來。」
我入獄前一直保持每四包煙的習慣，郭英當無法供應，是，一子竟有香煙的來源，使我在監獄裡的位為提高。
政治犯監獄，是懦夫的方，是勇士的方；是呆子的方，是智者的方；是瘋人的方，是英雄的方；是廢鐵的方，是金鋼的方。一個人的內在品質基本教養，坐牢的時候，會毫無遮攔的呈現來。
在牢房裡結識的朋友有幾十個，最傳奇的就是台北《華晚報》董長兼中國廣播公司副總經理李荊蓀先生。當我鋃鐺入獄的時候，李荊蓀主張立刻開除正在中廣公司當職員的倪明華，一年後，李荊蓀鋃鐺入獄。他當初劃清界線的行動，反被指為「偽裝忠貞，便使己擠入領導中的伎倆」，他的案子是件一手遮、明目張膽的冤獄。當時，周至柔蔣經國激烈的爭奪行政院長高位，李荊蓀是周至柔的智囊一，迅速發展一種不抵擋的形勢。蔣經國最後釜底抽薪，使雷震模式，先教一個人認是共產黨，後再一口咬定李荊蓀是他的同志，就萬妥當。雷震被控知情不報，判處徒刑十年，李荊蓀則加入叛亂組織，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蔣經國不久躍行政院長寶座，周至柔從此噤若寒蟬，抑鬱終。李荊蓀是一位智慧型高級知識份子，在牢房中受所有政治犯的尊敬，我們不久就為最契合的夥伴。十年後，李荊蓀被送台北土城「生教所」集中營監獄，度過殘餘的刑期時，蔣經國準備對他特赦，條件是他寫一封悔過書，他微笑的拒絕。他說：
「判十五年，就坐十五年！」
李荊蓀整整坐滿十五年，不差一。獄後，《中國時報》約他執筆寫短評，就在寫字檯，突肌梗塞，溘世。殯的時候，一批難友齊集善導寺靈堂，向司儀求一個公祭的時間，治喪委員會總幹一口拒絕，不知從那裡來的衝動，我在弔客群中一跳，喝一聲：
「火燒島的難友，前面來！」
在愕中，徐瑛、盧修一等十幾個人擠前面，我高聲朗誦臨時的祭文：
「荊蓀哥，你這個國民黨的忠貞份子，竟被國民黨迫害破人亡，容易撥雲霧見青，不又死於臟病發。當我們希望你領導我們反抗暴政的時候，你捨我們，但我們相信國民黨反動的暴政必滅亡，你在九泉會見的，我們會見的。」
有人開始啜泣，荊蓀夫人終於哭聲音，那是靈堂的一聲哭聲，荊蓀的女兒跪致謝。那時仍是白色恐怖時代，蔣班的威權仍在顛峰，「暴政必亡」一向是罩共產黨頭的專鐵帽，我公開回敬國民黨。當我們離開靈堂的時候，靈堂寂靜像一個墳墓。
另一位政治犯徐瑛先生，從任何角度來，他是模西斯共國的公民。在他曾祖父那一代，移民非洲東南、印度洋中的模西斯島。當模西斯是英國屬的時候，徐瑛是英國公民；後來模西斯獨立，徐瑛是模西斯公民，任模西斯《華文中央日報》總編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國在陸建立，他這個英國公民留學北京，就讀北京學。一九六七年，他代表報社前往東京購買新型印刷機，因為不知中國人內鬥的殘酷，竟路過台灣。當時恰巧世界各國其他華文報紙負責人正雲集台灣，於是一齊受蔣中正召見，十分嘉勉他們對由祖國的貢獻。就在二，當蔣中正握手的餘溫仍在徐瑛掌中的時候，他的雙手已被警備司令部的鐵銬鎖住，隨後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徐瑛在十五年牢獄中，沒有一分錢接濟，連買衛生紙錢沒有，更不說牙膏牙刷。中國有句話說：「烈婦易，貞婦難。」刑場高呼萬歲容易，監獄裡十五年不屈難。徐瑛是我所的政治犯中最沉穩的一位，無論遇的困難，面不改色，甚至連放封的時候，腳一步不錯亂。國民政府求徐瑛放棄英籍護照，徐瑛拒絕，沒有一個人願意選擇一個坐牢易反掌的國。是，坐牢期滿後，面對十五年不准通信、遠在萬外的故鄉，他發現他中國籍的其他政治犯遭遇一樣，早已破人亡，妻子孩子們對於失蹤十五年久的丈夫父親突現，無法接受，致徐瑛有難歸，有國難投。就在這時候，他認識台灣寶島女子陳玉嚥，結為夫婦，他終於主動的改換護照，一直我寫回憶錄的時候，他們仍快快樂樂的過著新生的日子。
盧修一先生，這位法國巴黎學博士，那時候正在台北東吳學當政治系主任，他果依附國民黨的話，預測他的前程既平坦又光明。是，他卻於我獄後不久被捕，特別優待，判感化三年。有一次，我土城「生教所」集中營監獄，盧修一在背後突叫我的名字。這一聲叫，使我開始認知台灣獨立運動，並不是少數失意政客的發洩，是一種理念。盧修一後來當選立法委員，他的妻子陳郁秀是師範學的音樂教授。
另外一位綽號叫「兄弟」的林震廷先生，他是一個沉冤海底的人物，現在已經很少人記劉案件了。韓戰發生後，軍根據＜中協防條約＞，進駐台灣，使國民黨政權死裡逃生，獲強的支持力量，台灣人民本應該感謝軍的，，任何國的士兵有壞胚。一九五七年，住在陽明山的國軍顧問團軍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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