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犯的製造經過，致分為三個階段，一階段是偵訊期，普通在調查局或在台灣警備司令部保安處，最為艱難。社會受普遍尊重又有充分由的紳士，突間被捕，推入四周是鐵欄杆的房間裡，被侮辱，被毆打，精神會霎時崩潰。貨真價實的「叛徒」，反比較輕鬆，因為決定招什麼，或不招什麼就夠了。有那些招卻無供招的人，苦難最，因為他必須揣摩問官所引導的方向，假設當初預定你是參加民主同盟的話，果你忽參加了共產黨，他們就無法接受，假定你的猜測始終不符合他們給你的暗示，苦難就更。有人在刑求，悲憤的叫：
「我是匪諜，我是匪諜，你們教我招什麼，我就招什麼！」
這種絕望的哀求，會更激審問官的憤怒，因為你冒犯了他職業的尊嚴，審問官會抓住政治犯的頭髮，教他跪在算盤：
「我們從不教人招什麼，你己做了什麼，就招什麼。」
不是每個政治犯跪過算盤，不是每個政治犯搖過電話（電話線的電流通手指，後搖動手，電流會使一個人渾身發抖，屎尿齊），但是，最後會照著特務們的預期，招答案。你一件誣，就一瀉千，每件會誣，直法律你完全嚴密的綁住。果筆錄，口供，每句話是囚犯說的，實，每句話是特務說的，真是：
他白即白，一一服刑。
這段時間約四個月（法律規定偵訊期間不超過四個月，特務非常守法，四個月內足完工，即令超過四個月，會捏造沒有超過四個月），這是最苦的階段，很人就在這個時候被逼死或逼瘋。一九六八年國立政治學學生代聯會主席許席圖，在學校組織了一個學生社團——統一社，結果被捕，不三個月，神智完全錯亂。我在警備司令部守所囚禁時，每聽他從一個單獨囚禁的幽暗房間裡，發淒厲的哀號：
「我！」
「我！」
「我！」
「我！」
四個單音節的字不斷重複，從他那僵硬的、帶著哭聲的嘴中喊，二十四時，從不停止。監獄官在那寒冷的冬，他剝光，教他手。一間僅容身的單獨禁閉室，堆滿了屎尿，他就在屎尿堆中，一聲聲呼喚：
「我！」
「我！」
「我！」
「我！」
每一聲像鞭子一樣，人的抽碎，每遇有官前來視察，監獄官就許席圖捆綁來，布條塞住嘴巴。軍法處一度決定准許他保外就醫，是許席圖身貧寒，父母雙亡，剩姐弟二人相依為命，姐姐省吃儉，供弟弟讀學，拒絕弟弟領回，在法庭哭訴說：
「我弟弟進來的時候，是一個的學生，現在了這個樣子，我怎麼養他？且養後又再給你們，還再受了嗎？萬一養病期間，他逃掉或失蹤了，這麼嚴重的罪名，我怎麼承擔！」
我不久被調做外役，再不知他的落。轉眼二十年，九○年代初期，白色恐怖已為過，《中國時報》忽有一條消息，報導說花蓮玉瘋人院，有一位來路不明的病患許席圖，希望查他的來歷。許席圖這三個字的同名度很低，我打電話給報館，說明原委，願挺身證。我中十分感慨，就在許席圖稍前，外部長錢復在國立台灣學讀書，是學生代聯會主席，人生際遇，此懸殊。
二階段是軍法審判，除非像許席圖那樣，偵訊期間被苦刑逼瘋，否則，數政治犯的移送書，就等於軍檢察官的訴書，軍檢察官的訴書，等於軍法庭的判決書。像黑社會的洗錢一樣，軍法庭是屈打招的黑箱業，使它合法已，軍法官假定判決某一個政治犯無罪，他的場就是己了一個政治犯。至於公設辯護人更是憐角色，唯一的功就是替政治犯認罪，祈求庭法外施恩。數政治犯知官司的結果是什麼，所比在調查局或保安處，情平靜。有一種人是驚恐的，那就是被判決死刑的囚犯，立刻被戴腳鐐，準備隨時槍決。
守所執行槍決的時間，總在凌晨五時左右，色初呈朦朧，囚門卡啦一聲，門鎖打開，傳喚的聲音早已經驚醒了從鋪坐來的死囚。
「某人，開庭！」
當知怎麼回，後，再聽腳鐐的聲音，一步一步，走向門。有時候，一次執行六、七個人，腳鐐聲更像鋼鋸一樣，鋸碎囚犯們滴血的頭。有時候，有人高喊：
「毛主席萬歲！」
有時候，有人高喊：
「蔣總統萬歲！」
往煙，忠貞與叛徒同樣伏屍牆，同樣埋葬一個亂崗荒丘，現在全化塵土，無一點蹤跡尋，蒼蒼者，曷其罔極。
一位年紀最輕的政治犯莊信男先生，他是馬來血緣的原住民，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很知進，喜歡讀書。我們所為友，因為他在軍法處守所時，有一場傳奇的演，幾乎喪生。原來，另一位政治犯林海先生，在台灣糖業公司人室當股長，思念留在陸的母親，託他女兒的一位南非同學，帶金五百元給他的母親。南非同學錢帶了，且他母親拍了一張合照，加收據，從南非寄給林海，慰遊子的孝思。這封信落在特務手，通匪資匪，證據確鑿，被判死刑。
情就在這時候發生，莊信男林海舖位相鄰，那晚，不知什麼原因，莊信男跟林海互相調換舖位，監獄官守不知。二拂曉，押房門突打開，兩個班長衝進來，撲向莊信男，一塊毛巾他的口塞住，後雙手反綁，一直帶法庭。桌擺了一盤、一碗酒，兩個饅頭，莊信男嘴被塞住，有口難言。最後，軍法官叫他在一張紙簽字，對有些不識字的難友，按手印就了，莊信男幸受過教育，他寫己的名字，書記官才發現不對勁，報告軍法官說：「他不是林海！」莊信男這才被送回押房，法警另林海綁赴刑場槍決。
這是時代的一個插曲，官場裡的一件醜聞。寫這裡，充滿了當一個中國人的悲情。
使人最傷感的一件是，一件牽涉八個人的「蘇北匪諜」案中，有三個政治犯被判死刑，五個政治犯被判十二年。死刑政治犯正在訴，十二年徒刑政治犯，依照法律規定，超過十後，刑罰即行確定，任何情形不再提訴。兩個月後，五個人「受刑人」的身份調外役，在洗衣工廠工。又過了半年，遠在國的一聲槍響，改變了五個人的命運。台獨份子鄭才先生向訪問國的當時國防部長蔣經國開槍，一擊不中，鄭才逃亡。蔣經國回台北，當外國記者向他詢問這場虛驚時，他微笑說，他已經忘記了。當，他並沒有，是對台獨的憤怒，發洩在紅帽子，令八個人全部槍決。那凌晨，一個恐怕是政治犯中身材最高的蘇北老鄉，正蹲廁所，班長撲，他雙臂反銬，拖押房，褲子來不及提來，沿途全是屎尿。為了防止他們呼號詬罵，嘴巴布條塞住。後來，才知軍法處費周章，先代那原來被判十二年徒刑的五個人，暗中提非常訴，後再由國防部軍法局（那時候局長就是後來被擢升為副總統的李元簇先生）發還再審，再審的目的是改判死刑。
三階段就是火燒島，政治犯了火燒島就了終站。無期徒刑囚犯有死亡才，有期徒刑囚犯雖獄的日子總在十年、二十年後，但總算有一個盼望。
腦是一個最難控制的東西，越是不願的，越會更強烈的。
在守所時，難友蔣海容先生有一警告我說：
「對不，我告訴你，你快瘋了。」
「你怎麼知？」
「因為，」蔣海容說，「你坐在那裡，一直喃喃語，最後嘴角還吐白沫，根據我的經驗，這是精神錯亂的前兆。果你不夠我克制，你的喃喃語將變無緣無故的喊叫，那時候就無藥救！」
我否認喃喃語。
「你問問別的朋友！」蔣海容說。
我一種探詢眼光，著其他難友，他們逐一點頭。這是我最害怕的，並且對己竟陷於瘋狂的邊緣，感難為情，但我接受這個實，向蔣海容懇求說：
「拜託你救救我，後再遇喃喃語時，請給我一拳。」
蔣海容承諾。於是不久，蔣海容的一拳擊中我的右肘。
「有什麼？」
「你剛才又言語。」
「我沒有。」
一個難友在旁說：
「你剛才確實說了一連串無聊的話。」
就這樣的，蔣海容我從瘋狂邊緣拉回，，我卻無為報。他是當時政治犯中身價最顯赫的一位，官拜調查局調查處長，少「匪諜」喪生在他的手，最後擢升為調查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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