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祖光的汽車間在台北敦化南路復旦橋東，我原來的，則在復旦橋西。被捕的時候，東邊有幾座稀落的房舍，常帶佳佳橫過復旦橋東邊遊戲，今已經廈林立。我住西邊的公寓名「光武新村」，是六○年代台北一座新式社區，很電視、電影，利那裡的街景。我搬祖光的汽車間後，早來散步，常常走舊宅，站在十字巷口，仰望三樓我被捕時的住，被捕前剛裝不久的冷氣，仍嵌在原，木製門窗原來漆著白色，現在改赭紅。調查局的箱型汽車停放的方，依稀辨認。當時倪明華憑窗望，陳麗真一直送車旁，們那兩副憂傷驚恐的眼神，仍凝聚在那裡。現在，我佇立在十字街頭，幾次，有一種直接奔三樓敲門入的衝動，我會告訴住戶，我就是原屋的主人，一眼故居，一個字一個字寫來的這個，在被迫離開十年後，是什麼樣子？但我終於克制己，一則是怕對方嚴辭拒絕，二則怕的仍是當年模樣的陳設，三則害怕俱全換新，無法辨認。倪明華的男友住在另一個方，這個房子已被租了，我不願再承受一次不必的傷害。
朋友們對我孤單的情形一目了，熱的為我介紹女友，最後，在文化學教授史紫忱先生東的一次聚會，認識了詩人張香華。當我聽張香華名字的時候，忽呆住，雖我是基督徒，但是就在這一剎那，感覺佛教「緣」的熱力，兩年前還在火燒島囚禁時，在《青年戰士報》的副刊，曾經幾首詩，其中有一句話：
「聽種子抽芽的聲音！」
這是一種很玄秘的寧靜，靈果沒有某種頻率，寫不這種詩句。我曾經拿給難友們，是，詩不是獄中寵物，沒有幾個人注意，那首詩的者就是張香華。這簡直是一種無法解釋的巧合，「緣」是感情最基本的土壤，有了這個土壤，迅速長果實。
就在獄後的二年，一九七八年二月四日，香華結婚。當我們結婚的訊息傳來時，調查局曾擊最後一拳，派人香華教書的建國中學，一種唯恐人不知的聲勢，調查張香華的忠貞資料。惜沒有人嚇倒，反激香華的反彈，對一個「老」「醜」「窮」俱備、又絕對沒有什麼前程的政治犯，完全接納。這對特務們是一項強烈挑戰，於是，有人就肯定的說，我們的婚姻不會超過三年。現在，一九九五年將盡，我們結婚已十八年。香華是一個智慧型女，我身經百劫，有幸娶，是帝總結我的一生，賜的恩典。
我香華不但是夫妻，且是朋友，我們互相勉勵、警惕、責難、規勸，我複雜的生活背景，無從詢問、我無從回答的路歷程，使一個醉於紅塵外、詩世界的單純女，難承擔。過發生的，全不瞭解，甚至根本不肯相信。但有異乎尋常的包容力理解力，的理面有時候使冷靜面對問題。尤其在做人給我很啟示，任何時候給對方留餘，從言辭內，使我在六十歲後，仍奮力長。
我生命中累積來數不清的創傷，有些已經結疤，有些還在淌血。是香華終於使我安靜來，專寫，我們不久就搬新店烏來間、當時最麗的山莊一的花園新城，遠眺望二十公外的陽明山，近俯瞰就在腳的新店溪的緩緩流水，我們住的公寓，海拔二百公尺。
香華有語言的力，這對我是的幫助，相較，我的卑感油生，因我是語言白癡，連國語的發音不標準，所了外國，或接待外國朋友，香華為我契合最的翻譯。在台灣，南部的時候，脫口的閩南語替我講演。至於香港時，更魚水，因為生香港，廣東話是的母語。
災難化跳板，不是我己有什麼力，是整個時代發生巨變。國總統卡特先生的人權外，有萬鈞重，壓在蔣政權頭，使長達六十年久的威權專制政體，分崩離析，這是一個在正義實力無法抗拒的形勢。台灣每一個人，隱約的聽統治結構支解時所發的喀吱喀吱響聲。無論是言論或行動，陳舊的國民黨迅速消退，反對派在由派知識份子扶持，脫穎。
台灣銷路最廣的兩報紙一的《中國時報》，舉辦一次讀者者聯誼會，發通知我參加。我受寵若驚，打電話問副社長楊乃藩先生有沒有弄錯，他說絕沒有弄錯。當晚，我緊張的前往參加，遇了很坐牢前的文化界友，從他們臉的表情，他們對我現的驚愕。發行人余紀忠先生主持開會，致詞中宣佈說：
「我們這次聚會，最重的意義是歡迎柏楊歸隊！」
余先生這項宣佈，使一些根本不知我是從火燒島回來的年輕記者，我圍住，希望問一點「歸隊」訊息。二，報紙登報導，我開始重新恢復寫生涯，《中國時報》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特別開闢「柏楊專欄」。他是一位傑人才，中國報紙的傳統副刊，由靜態變動態，使他被稱為「紙風雲一人」。《中國時報》在當時不足兩千萬人口的台灣島，發行一百餘萬份，平均不二十個人就有一份，影響力像。我的一篇文章是＜牛仔褲長頭髮＞，翼翼的試探反應，先求「柏楊」兩個字，在報現。
就在「歸隊」的兩個月前，《中國人史綱》在星光版社版，在《中央日報》刊登廣告，闖禍，接這份廣告的馬錦文姐，哭哭啼啼找星光老闆林紫耀，告訴他不知《中央日報》絕不許現柏楊兩個字，報社現在開除，請林紫耀面營救。我打電話給《中央日報》總編輯趙廷俊先生，說：
「連警備司令部不反對柏楊報！」
趙廷俊回答說：「我們的婆婆太！」
那時候我才發覺「柏楊」兩個字原來有這麼的震撼力，竟會使有些人妒恨加、血脈賁張。所雖有《中國時報》強的支持，雷仍不斷爆炸。且抄幾篇忠貞嘴臉磨刀霍霍的文章，為例證。面是姜穆先生的，題目＜由役談＞，刊於一九七八年九月份台北《文壇雜誌》：
凡服刑者，無不於「德操」有虧，是為填慾望，不惜幹犯法紀，為匪為盜，甚竊國或企圖竊國者。這種人，本是害群馬，繩法，是快人的，惟有「公正」，才鼓勵忠貞，無我們過於「敦厚」，「濃厚的人情味」，已被譏為「爛人」。近年有一怪現象，使我們感人越來越爛感：某機構「研究員」為某類受刑人的酬庸，這就使一生賣命的人感不平外，使人有失什麼是價值標準的感覺。非常簡單：對受刑人加酬庸，不是判決的錯誤，就是向強梁示，不決不會做使人不解的來。某機構的所謂「研究員」，實在就是領乾薪，這使我們不解，難說服勞役，竟是「功」在國，應納稅人的錢安撫他們嗎？
據我知，他「老先生」曾經化名寫過滇緬邊區撤退來台的忠貞士的跡，對於昭昭於世者，還不敢有所歪曲，但是他的筆鋒，常不忘挑撥：在那本書裡，他說滇緬邊區的反共忠貞士，來台後，淪為引車賣漿的行當，讀了那段文章，他的意何在，我就不敢妄加推斷了，但我們產生政府未盡照顧忠良的印象。這本書竟銷行百萬冊，不禁使我區區在，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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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摘介紹一篇井種步先生的，載於一九七九年八月份台北《亞洲世紀雜誌》：
《柏楊我》是梁元編著的一本「書」，扉頁題詞：「謹將本書獻給柏楊先生為他六十歲生日的賀禮！」
從引錄這些「他的朋友」們祝壽文中，發現不少的「冤」字「誣」字。尤其是孫觀漢在國版的《柏楊他的冤獄》一書。明明白白稱它為「冤獄」。
我們實在弄不明白，難說柏楊坐牢真是冤枉嗎？當他坐牢時，報不曾登有過新聞，及牢後，報才有了新聞。當知他坐牢的人不少，尤其是文藝新聞界的人，何在國內無一人頭代他「鳴冤」？至他的朋友梁元、羅祖光，及女弟子陳麗真，甚至他的妻子倪明華。有一個國外朋友孫觀漢才版《柏楊他的冤獄》在國外發行呢？
我們沒有過檢察官的訴書與柏楊的答辯書。惟從他口中訴的「判決書」的兩項罪名（在瀋陽被俘及在台北寫雜文為匪宣傳），判定他坐牢十二年，罪與罰相等。怎麼稱為「冤獄」呢？
假若他「坐牢」真是冤枉，他「牢」後，還己訴願——伸冤。在由、民主、法治的中華民國，絕對還他「清白」的。直現在為止，柏楊並不曾己訴願伸冤，證明他坐牢就不是「冤枉」了。
亦見孫觀漢所謂「莫須有的牢」，與梁元所謂「不白冤」、羅祖光所謂「相信他的無辜」，是感情詞，其他幾位為他喊「冤」者，更是「無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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