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四九年台灣，粗略的分，概是十年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十年牢獄後，是五年專欄，五年專欄後，是十年通鑑。
司馬光先生編纂的《資治通鑑》，是中國最的兩部史書一（另一部是司馬遷先生的《史記》）。《資治通鑑》始於紀元前四○三年，止於紀元後九六○年，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於一○八四年完。是這麼一部全民推崇的史書，近百年來，卻幾乎為死書，因為它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撰寫，現在已沒有幾個人懂了，更沒有幾個人願意浪費時間咀嚼。
有一，遠流版公司董長王榮文先生我客，我談《資治通鑑》翻譯現代語文的宏願，他熱烈贊。我打算倣傚「臣光曰」，另加「柏楊曰」，寫我讀史的。有文化界金頭腦稱的詹宏志先生，是王榮文的總編輯，在他規劃，將譯本定名為《柏楊版資治通鑑》，分冊發行，每月一冊，使這項龐的版計劃，實施。遠流還特立「柏楊版資治通鑑雜誌社」，雜誌的形式，每月一冊的速度，預計三十六冊，三年時間它完。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冊《戰國時代》版。王榮文一，暗暗叫苦，他說：「糟了，這種書賣給誰？」幸，口碑還不錯。開始的一年，一直維持每月一冊的速度，但不久就發現，我根本無法預估文言文譯白話文後膨脹的係數。於是，由每月版一冊，延長為每兩個月版一冊，由三年三十六冊，延長為十年七十二冊。這種單方面的違約行為，有的讀者充份同情支持，有些讀者嚴厲譴責，甚至來信破口罵。但是即令再我投入監牢，無法三年完這項龐的工程。這項苦衷最後獲讀者諒解，但這十年幾乎了我的另一場新的監獄生涯，書房了囚房。每晚連做夢夢見《資治通鑑》，常在百思不其解的困境中，忽驚醒。這期間在職時間最長、貢獻最的助理有譚焯明先生黃奕龍先生。遠流公司負責編輯的人選中，麥光珪先生任期最久，我的配合最密切融洽。
《柏楊版資治通鑑》每冊印刷一萬本。在台灣這個兩千萬人口、讀書人口更少的環境中，像《通鑑》這種不易獲普通消費市場青睞的書籍，夠這樣的銷售量行世，使我充滿感謝。一九八五年，《柏楊版資治通鑑》當選為全國最有價值最暢銷的一部書，同年，《中國人史綱》被列為對社會影響力最的十部書一。一生歲月中，沒有幾次像這樣的欣喜。
中國從明王朝一任皇帝朱元璋先生令「片帆不海」，中國人遂被禁錮在陸，為專制政府的人質，六百年來，國是一種卑賤的，冒險的行徑。政府宣稱：中國是一等國，凡是前往海外的人，非善良輩，是朝棄民，一定會顛覆祖國。對於這種人，必須加強禁制，免他們滑己的手。所，在我們中國，准不准人民國，遂為政府獎勵搖尾系統，壓制異議份子的一種手段。
這種情形一直二十世紀八○年代，還是此。我獄後，曾收海外幾封邀請函，政府當不准，連在報登廣告不准現柏楊二字，拿國護照，簡直比登陸月球還難。且，警備司令部果不發入境證，即使拿外部一百張護照沒有。白色恐怖時代，警備司令部是政府中的政府，不國，它的裁決才是最後定案。
，難預料，在很邀請函中，新加坡共國《南洋商報》的邀請函，發生了力量。一九八一年元月份的一晚，警備司令部接伴我回台北的蕭桃庵先生，請我香華吃館，當場拿外部發的護照警備司令部發的入境證，這真是又一個意外，蕭桃庵並沒有特別代，是告訴我：
「國維艱，請體諒！」
新加坡，並不是我生平一次國。一九五七年，我曾經乘登陸艇護送回國參加青年救國團暑期戰鬥訓練的留日留韓學生，分別送返長崎釜山。不過，那一次是純公務的旅行，匆匆登岸，又匆匆回船，對日本的唯一印象就是：「哇！人孩會講日本話！」韓國後雖對那裡的人孩會講韓國話不再驚訝，不過我實在不通，世界為什麼會有這麼迥不同的言語，這麼稀奇古怪的文字。
這次國，除了香華同行外，還帶著佳佳，比佳佳一歲的香華的女兒碧。我們受新加坡讀者熱烈的英雄式的歡迎，人潮洶湧，中英文報紙全幅報導，對一個剛剛從屈辱的監獄來、還不太習慣由生活的重刑囚犯言，簡直不思議，有青蛙變王子的童話裡，才有這種強烈對比的奇遇。蔣王朝加我身的迫害，不在萬外，竟還給我百倍的溫暖百倍的榮譽，使我終生難忘。
我的香華的女兒，更被當讀者寵昏了頭，致碧求佳佳說：
「你不跟你媽媽講，在新加坡玩幾？」
佳佳驚訝的叫來：
「那是你媽媽，不是我媽媽。」
我們當不停留，因為行程早已安排。不過，這一趟歡樂的旅行，卻種了佳佳永遠離開的種子。在飛機認識一位澳洲航空公司工的青年，回台北後，決定放棄在台灣學法律系已讀了三年的學業，前往澳洲結婚。我勸先完學業，一早日離，父女更生齟齬。佳佳遠嫁後，音訊漸少，終於一年不過一封。
在吉隆坡，我們接受《馬來西亞通報》董長周寶源先生招待，廣讀者群的歡迎盛況，簡直使我再感謝一次幸有這場長達十年的文字獄。
過，在「華僑是革命母」口號的引導，我總為東南亞各國華人，是一個強勢族群，現在我親眼的，卻不盡。各華人在經濟、商業雖佔有優勢，但是卻忽略了文化、政治的發展，致稍微有點風吹草動，會造不安。馬來西亞建國初，華人身負「男不當兵」的傳統文化，拒服兵役，拒進軍校，己阻止己為社會主流。我回台北後，寫了一系列的＜新馬港行＞，口吐真言，說我的憂慮。在馬來西亞，有些朋友認為是暮鼓晨鐘，有些朋友則反相譏說：「柏楊是老幾？竟跑這麼遠來教訓我們！」
歸途中經過香港，會晤香港煙草公司總經理何關根先生。一般人印象中，商業文化不相容，財富愛國幾乎有尖銳衝突，，何關根身兩者融化為一體。一九六八年，我被捕的兩個月前，那時《異域》一書，正在海外發行。有一，我忽接何關根一信，他對被接台灣孤軍的淒慘遭遇，深感悲痛，捐一筆巨款，我轉。就在被捕前夕，剛它轉發完竣，且在報一一徵信。所這次香港，一件就是拜訪他，向他致謝。何關根不像一位資本，像一位教授，他溫文儒雅，指著辦公室牆壁書架，告訴我說：
「你，這全是你的品，我已擺了年！」
馬來西亞報刊載不少我訪問時的照片，其中有些人被蔣班特務認為是左派份子。回台北後不久，警備司令部就派人詢問我，為什麼在海外專找左派來往。我於是向他們建議：調查局既有的是錢，最每年派人國，帶著給牛馬烙印的烙鐵，華人分為左右兩派，一一在面頰烙印記，這樣的話，政治犯再國時，遇烙有「左」字烙印的人，就望風逃。
新馬回來半年，我接世界詩人會將於七月在國舊金山召開的邀請函，試探著向警備司令部申請入境證，竟獲批准，同樣的由蕭桃庵入境證當面給我，仍是一句「國維艱，請體諒」的吩咐。
這是我一次國行，除了發現「人孩會說英語」外，使我最驚訝的是，國人的禮貌端（後來才發現日本人的禮貌更為端），通秩序有條不紊，並且瞭解：斑馬線在此邦竟有使汽車禮讓的功，台灣的斑馬線卻是專門引誘行人深入埋伏，便汽車撞死的陷阱。
詩人會後，我在舊金山史丹佛學、柏克萊學，及在洛杉磯，各一次演講，最後紐約一站演講，安排在孔夫子會堂，當我再一次傳統文化形容為「醬缸」時，聽眾中一位先生提：
「世界各國處有唐人街，中國人應該感驕傲！」
「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國人的驕傲，」我說，「應該是中國人的羞恥，它的髒、亂、吵，中國人對己中國人的迫害與壓搾，實在是應該顧形慚。」
一位聽眾激動的一躍，斥責說：
「你從台灣來，原希望你帶來鼓勵我們的消息，像反攻陸已經準備完類，不你卻來打擊華人的民士氣，羞辱我們祖國。」
我呆了一，時今日，竟還有人相信反攻陸，實在難理解，我不是政府官員，不是文化打手，所不撒謊。但這項行動立刻引嚴肅的關切，紐約《華語快報》在社論呼籲華人社會對我不提尖銳的問題：
柏楊來紐約市，在紐約知識份子圈中，捲了一個熱潮。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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