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國的滅亡，是戰國歷史的又一極端個案。
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二三○年），秦國開始統一中國的戰爭，歷時堪堪十年。滅韓戰開始，每滅一國，是一場驚動魄的戰。更值關注的是，每一國的戰爭不是一次完結的，抗秦的餘波始終激盪連綿。我們不妨破國戰的順序，簡回顧一番。韓國戰場規模最，非但有戰，更有滅國四年後的一場復辟戰。趙國戰最慘烈，先有李牧軍與王翦軍相持激戰年餘；李牧軍破後又有全境戰；國破後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權代國，堅持抗秦六年，直在最後的激戰中舉國玉碎，代城化為廢墟。燕國則是先刺秦，再有易水聯軍戰，又再度建立流亡政權，直五年後山窮水盡。魏國則據守一堅城梁，拒不降秦，直被黃河水戰淹沒。楚國老長期疲軟不堪，卻在邦國危亡的最後時刻創造了戰國最後的戰奇蹟，首戰敗秦軍二十萬，非但一時反攻勢，且為戰國來山東六國對秦軍戰的最勝仗一。再次戰，更舉國兵六十萬與六十萬秦軍展開規模對峙，直最後戰敗國滅，殘部仍在各為戰。六國中，唯獨赫赫邦的齊國沒有一場真正的戰爭，便轟瓦解了。
齊國的問題在了哪裡？
論尚武傳統，齊國武風盛不輸秦趙，豪俠風更是冠絕。論軍力，齊軍規模長期保持在至少四十萬，堪稱戰國中、後期秦趙楚齊四軍強國一。論兵士個人技，更是名噪，號稱技擊士。論攻戰史，齊國有兩戰勝摧毀魏國一霸權的煌煌戰績。論苦戰史，齊國六年抗燕再次復國，曾使瞠目。論財力，齊國據魚鹽利，商旅發達與魏國比肩立，直亡國時，國庫依充盈國人依富庶。論政情吏治，戰國的田氏齊國本來就是一個新興國，曾經有齊威王、齊宣王兩次變法，吏治清明在很長時間裡入戰國前三列。論文明論人才，齊國學風盛極一時，稷學宮聚集名士無疑為最，曾經長期是文華的最高王冠。論民風民俗，齊人「寬緩闊達，貪粗勇，智，議論」，是那種有襟有容納，粗豪智慧的國民，絕不是文勝於質的孱弱族群。
此一個國強國，最後的表現卻是此的不思議。
唯其此，便有了種種評判，種種答案。
在種種評判答案中，有三種說法比較具有代表：一種是齊人追憶歷史的評判，一種是陰陽從神秘學發的評判；一種是西漢世政治的評判。其後的種種說法，則往往失於將六國滅亡籠統論，很少具體深入涉及齊國。先一種，齊人的追憶評判。在《史記．田敬仲完世》中，三種資料方式記載了這種追憶與評判：其一，民眾關於齊王死的怨聲；其二，司馬遷采錄齊國遺民所回顧的當時的臨淄民情；其三，司馬遷對齊人評判的分析。齊人的怨聲，是齊人在齊王建死後的一首輓歌，有短短兩句，意味卻很深長：「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今日白話，這輓歌便是：「松樹啊，柏樹啊，埋葬了建。實際埋葬建的，是外邦客啊！」按照戰國末世情形，所謂客，體有三種情形：一種是包括邦使節、外籍流動士子、齊國外聘官員在內的外來賓客，一種是外邦間人（間諜），一種是亡國後流亡齊國的列國世族。齊人輓歌中的「客」究竟指哪一種，或者全部是，很不說。因為從實際情形說，三種「客」對齊國的影響是存在的。因此，不妨將齊人的輓歌做一種籠統的怨聲，無須尋求確指。但是，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當時的齊人將齊國滅亡的原因主歸結於外部破壞，對齊王的指斥與其說是檢討內因，毋寧說是同情哀憐，且不是輓歌的基本傾向。司馬遷本人在評論中則明確認為，齊人輓歌中的「客」是「奸臣賓客」。司馬遷的行文意向很明白，是贊同齊人這種評判的。
《史記》記載的齊國遺民回憶說：「五國滅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烙印在齊人頭的實邏輯是：因為齊民完全沒有了抵抗意志，所齊王降秦了。這裡的關鍵詞是：民莫敢格者。國破城破，素來勇武的齊國民眾卻不敢與敵軍搏殺，說明了什麼？至少，說明兩個問題：其一，齊國民眾早已經對這個國絕望了，無動於衷了；其二，齊人長期安樂，鬥志瀰散，雄武民氣已經消失殆盡了。在百餘年後的司馬遷時期，齊國遺民尚清晰記當時的疲軟，足見當時國民孱弱烙印深。這一實的評價意義在於，齊人從對實的回顧中，已經將亡國的真實原因指向了齊國己。
二種說法，是包括司馬遷己在內的陰陽神秘學為基點的評判。《史記．田敬仲完世》後的「太史公曰」，對《周易》占卜田氏國運深有感慨，云：「易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二君，專齊國政，非必勢漸，蓋若遵厭兆祥雲。」這裡的「厭」（讀音為壓），是傾覆意；「祥」，尋常廣義為預兆意，在占卜中則專指凶兆。司馬遷最後這句話是說，因為田氏連犯（殺）姜齊兩君專政齊國，太過操切苛刻，不是漸進，所卦象終有傾覆兆。鑒於此，司馬遷才有「易為術，幽明遠矣」的驚嘆。司馬遷為歷史，歷來重視對陰陽學說及其活動的記載，各種曾經有過重影響的預言、占卜、星象、相術、堪輿等，其活動與人物均有書錄。實，陰陽神秘學是古代文明極為重的一部分，捨此不盡歷史原貌。
依據《史記》，關於田氏齊國的占卜主有兩次。
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對田齊鼻祖陳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為觀國光，利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在異國乎！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後。物莫兩，陳衰，此其昌乎！」這段解說的白話是：「這是一則國運的卦象，利於賓客身稱王。則，這是取代陳國麼？不是。是在另外的國。且，不是應在陳完身，應在其子孫身。若在他國，其主必是姜姓。這個姜姓，是四嶽（堯帝時的四位臣）後。則，物不兩方同時發達，陳國衰落後，此人才在他國興盛。」應該說，這次占卜驚人準確，幾乎完全勾畫了田氏代姜的體足跡。因為，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後」。
二次占卜，發生在陳完因陳國內亂逃奔齊國後。當時，齊國有個叫做懿仲的官員將女兒嫁給陳完，請占卜吉凶。這次的卦象解說很簡單，婚姻吉兆，結論是：「八世後，莫與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八世後，恰恰是齊湣王後。齊湣王破國，齊襄王衰，齊王建遂告滅亡。這則卦象，同樣是驚人準確。
陰陽神秘學的評價意義在於，他們認為，國的命運同個人的命運一樣，完全由不知的意與當人的為的正義互所決定，齊國的命運，既是定的，是人為的。就問題本身言，這種評判是當時意識形態中極為重的基本方面，不不視為一種答案。列位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學預測吉凶，有一個極其重的前提觀念：當人行為的善與惡（正義），對冥冥意有著重影響。就是說，當者的正義行為，改變本來不怎麼的命運；當者的惡行，使原本的意庇護變為黯淡甚或災難。這便是後世的善惡報應說的認識論根基。這便是前述的互。
另外一個前提觀念是：正行，不問吉凶。這一觀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碎龜甲。《論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紂，卜筮，占曰：『凶』。太公推蓍蹈龜，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這一例，在《史記．齊太公世》中的記載是：「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此理念，戰國世已經漸主流。典型秦國，司馬遷記載了秦滅六國期間與秦始皇時期的次災異與神秘預言，唯獨沒有一次秦國主動占卜征伐的記載。因為先秦時代的神秘學對人的正義善行非常重，所其種種預測，往往在實際帶有幾分基於現實的洞察，便往往有著驚人的準確。太史公所將韓氏的崛根源追溯韓厥救孤，認為因了這一「積陰德」的善行，才有了韓氏後來的立國命。其認識的立足點，正在於善惡與命互這一觀念。所謂人相勝，此謂。魏晉後，占卜星相等陰陽學漸漸趨於完全窺探意的玄妙莫測的方法化，強調人的善惡正邪對命運的影響則日漸淡薄，故此越來越失了質樸的本相，信度便越來越低。這是後話。
三種說法，是西漢鹽鐵會議文件《鹽鐵論》記載的討論意見。
《鹽鐵論．論儒篇》云：「齊宣時，顯賢進士，國富強，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餘烈，南舉楚淮，北併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卻強秦，五國賓從；鄒魯君，泗諸侯，皆入臣。（後）矜功不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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