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兩千二百十五年祭
公元前二○七年秦亡，至今歲，兩千二百十五年矣！
漫漫歲月，滄桑變幻，人類文明在甘苦共嘗中拓展延伸，已經由我們在《秦帝國》中走過的鐵器農耕文明，進境為工業文明與科學文明會時代了。則，文明的進境並沒有從根本改變人，沒有改變人的基本需求，更沒有改變人類面對的種種基本難題。人還是人，人類還是人類，國還是國，民族還是民族；貧困與飢餓依隨處見，戰爭與衝突依不斷重演；先民曾經反覆論爭的人善惡、法治人治、變革守、貧富差異等等基本問題，並沒有因為工業與科學的現消弭。甚或相反，通的便捷與信息的密集，使種種衝突更為劇烈，更為殘酷，更為元，更為全面。我們在高端文明時代面對的基本問題，依是先民在原生文明時代面對的基本問題。
我們的腳步，依是歷史的延續。
回首歷史探究文明生發演變軌跡，對於我們這個五千年綿延相續守定故土的族群，有著重新立定精神根基再造高端文明的深遠意涵。對於在各種文明的差異與衝突中不斷探索未來路的整個人類，有著建設的啟迪。深入探究足跡漫長曲折的中國文明史，其根基點，無疑在於重新開掘中國原生文明的豐厚內涵。
深刻認知我們這個民族在文明正源時代的生存方式、生命狀態及其無與倫比的創造力，並從高端文明時代應有的歷史高度，給予正確客觀的解析，方實甄別我們面臨的精神遺產，恰其分選擇我們的傳統文明立足點，避免將古老糟粕當做稀世珍寶的難堪與尷尬。唯其此，走完秦帝國的歷史路，再解析帝國滅亡的歷史奧秘，清點帝國時代的文明遺產，並回顧我們的歷史意識對原生文明時代的認知演變，便為重新開掘的必一步。
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歷史意識已經長久墮入了一種誤區：對繁雜細節的考據，淹沒了宏闊的文明視野；對具體件的記敘，取代了高遠的剖析與甄別。年深日久，幾乎形了一種怪圈：樁樁說清，件件不明白。就件的發端、經過、結局等具體素言，幾乎每一日每一的脈絡是清楚的，不存在諸民族常有的那種動輒消失幾百年的段黑洞。則，對重件、重人物、重時代、國民精神、生存方式等等具有文明坐標意義的歷史核元素的研究評判，卻始終不著邊際，沒有形一種國民意識體現來的普遍認知。至少，在我們已經跨入高端文明的門檻後，我們的浩瀚典籍中還沒有一部立足於文明史高度，對中國的傳統文明整體解析與評判的著。為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軸，秦帝國所遭遇的歷史口碑，是這種褊狹的歷史意識浸漬的最的荒誕劇。
我們每每驚歎於發掘的宏闊奇蹟。
我們常常麻木於文明開掘的精神再生。
追溯秦帝國的歷史興亡腳步，我經常不覺陷入一種難言說的迷茫。埋首檢索那些汗牛充棟的典籍史料，我每每驚愕於一個不思議的現象：對於此一個稍具歷史目光與客觀頭腦，便評判其不朽文明價值的帝國時代，何那麼的歷史學問及種種騷人墨客乃至市井演義，充滿了怨毒的緒，不惜種種咒罵橫加其身？隋唐後更是不分析，不論證，不甄別，凡涉春秋戰國秦評判，體皆統統罵倒。及至當代目，仍有諸學人秉承此風，屢屢說口滑，言辭輕慢戲侮幾近江湖套路，讀既咋舌不已，又頗覺滑稽。
問題究竟在了什麼方？
何等歷史煙霧，使秦文明兩千餘年不為國人意識所認同？
這既是《秦帝國》開篇序言提的基本問題，是這部品在最後該當有所回應的基本問題。我力圖做的，是所見的種種史料為依據，解析國民歷史意識對秦帝國非議曲解的演變軌跡，並探究秦帝國滅亡的基本原因，發掘中國原生文明的精魂所在，對我所追慕的偉的原生文明，對我所追慕的偉的秦帝國，有一個誠實的說法。
是文為祭，告慰開創華夏原生文明的偉先賢們。
一、暴秦說 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
秦帝國的驟滅亡，是中國文明史最的黑洞。
秦排山倒海勢一統，變法圖強志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既一舉跨越了奴隸生產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鬆散的邦聯文明，又一舉整合了春秋戰國五百餘年劇烈爭所醞釀的全部文明果，最的規模，最快的速度，巍巍創建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的國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照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則，秦帝國卻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後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撒手，建這一偉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轟潰滅了。
這一巨的命運落差，給攻訐與謊言提供了歷史空間。
歷史的發展，已經顯示固有的內在邏輯：權力主體的滅亡，並不等同於其所創建的文明體系的滅亡；權力主體在某個階段的突沉淪，並不必植根於其所創造的文明體系。歷史的實是：為文明建築師的秦帝國驟滅亡了，秦帝國所創建的文明體系卻為後世繼承了；秦帝國政權因突發政變突崩潰了，其結局並未改變秦帝國所創造的文明體系的歷史本質。
歷史的邏輯，已經包含瞭解析歷史真相的路徑。則，我們對秦帝國滅亡謎的歷史探究，兩千餘年卻一直存在著一個誤區：將秦帝國所創建的文明體系與秦帝國權力主體等同一，論秦亡必秦政為因，論秦政必秦亡為果，秦亡速推論秦政惡，秦政惡推論秦亡速，互為因果，越糾纏越亂。由於這個誤區的存在，對秦亡原因探究，長期陷入一種陳陳相因的主流定論：秦政暴虐，暴政亡秦。當，這個誤區是方法論意義的誤區，是「暴秦」說的學理因一。兩千餘年來我們的歷史學始終集中於孜孜尋求「暴政」依據，並無數次重複這則古老的論斷，直至當代依沒有發生的變化，其中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暴秦」說其來有，我們的梳理從源頭開始。
對秦政秦制為軸的秦文明的評判爭議，其實秦孝公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崛時期便開始了。就總體言，戰國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是兩主流：一則，是從制度的意義，高度肯定秦國變法及其所創造的新型法治文明，並力圖傚法秦國，由此形了趙國燕國變法為代表的三波變法浪潮；一則，是從施政的意義，對秦國法治了嚴厲指控，其代表言論是「苛法」說與「虎狼」說。在戰國時代，尚未見明確的「暴政」說法。就根基言，這兩種說法的根基點是不同的。「苛法」說，是具有「王」價值觀的守舊學派的一種政治評判。儘管這一評判具有守舊學派反對一切變法的特質，並不具有認真探究的客觀，但就其基本面言，尚是一種法治與政論的爭鳴，不具有總體否定的意圖。「虎狼」說，則是山東六國基於族群歧視意識，在抗爭屢屢失敗後，仇恨態發的政治詛咒，實屬攻訐的非正當評判，不當為歷史依據。
從基本面說，戰國後期的秦滅六國前，言論對秦政的評判是積極認定的。最基本的依據，有兩方面。一方面，戰國末期兼具儒法兩學，且學術立場素來公正的荀子師，對秦制秦政秦風素有高度評價。在《強國》篇中，荀子依親入秦的所見所聞，對秦風秦政了最高評價：「佚治，約詳，不煩功，治至。秦類矣！」在《正論》篇中，荀子則對「治世重刑」的合理了充分論證，實際是對「苛政」說的回應。荀子說，沒有任何人提反駁。另一方面，戰國末期「向一」的歷史趨勢日漸形，「一統」的操戰略由李斯適時提。這種人趨勢，意味著寄厚望於秦政，寄厚望於秦國「一」。此兩個基本面充分說明：戰國世對秦政的總體評判雖有爭議，但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當，這種肯定的後面，有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價值原則在：戰國變法有秦國最功，功本身是「應時變」的結果，是順應潮流的結果。在「求變圖存」與「爭功」為時代精神的背景，整個社會對一個獲巨功的國，是沒有指責理由的。
秦帝國一統後，輿論情形發生了變化。
變化的軸，是關於恢復諸侯制還是建立郡縣制的爭論。由這一爭論生發開，牽涉對夏商周三代文明與秦帝國所建文明的總體對比，及與相關的總體評判。則，這場爭論及其餘波，仍被爭論各方覺限定在戰國精神所容納的爭鳴內：反對方並未涉及對秦政的總體指控，創新方並未對方對傳統諸侯制的讚橫加指責，更談不問罪了。歷史聲音的突變調，開始於「焚書坑儒」案後。儒生博士們紛紛從秦帝國廟堂「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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