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走暴秦說誤區 秦帝國徭役賦稅歷史分析
認定秦帝國為「暴秦」，基本論據一是徭役賦稅指控。
及至當代，即或是對秦文明功績整體肯定的史，對秦政的經濟「暴虐」是明確指斥並方論證的。歷史幾乎所有指控「暴秦」的言論——包括被西漢時期拋棄了的秦末歷史謊言被當代史學一一翻了來，悉數為指控依據。其中最基礎的根基一，便是對秦帝國的徭役賦稅為軸的經濟政策的指控。
賦稅徭役為問題提，乃西漢董仲舒發端。在中國歷史，董仲舒一個數量表述的方式，認定了秦帝國的賦稅率與徭役征發率，遂為日後所有「暴秦」論者的最重依據。在我所見的無數典籍資料中，是原文引董仲舒，後立即認定秦為「暴秦」，缺乏任何中間分析。就是說，將董仲舒說當做真理式史料給予信奉。這種武斷方式，幾乎為涉秦論說的一種「八股」。依據當代經濟理念分析董仲舒說，後給予評判者，未嘗見。
董仲舒的數量表述，主是三組對比數字。一組：古代為什一稅，秦時傭耕豪田為什五稅；二組，秦人口賦與鹽鐵利，二十倍於古；二組，古代徭役一年三日，秦「力役」則三十倍於古。我們且當代經濟理念結合歷史實分析董仲舒說，後評判其否立足。
一則，先說最重的田稅率。
什一稅，是說田稅率為十分一。這一稅率，是夏商周三代較為普遍的貢賦制背景對民眾的稅率。諸侯及附屬國對子的「貢」，不是稅，不涉及稅率。春秋時期開始，什一稅實已經被突破了。突破的根本原因，不是普遍的暴政，是生產力的發展與稅源的拓寬，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合理結果。及至戰國時期，由於鐵製農具使，耕的量開墾，農物產量幅提高，生產力與整個社會經濟水平有了極發展。此時，稅率的幅提高已經為各戰國的普遍實，絕非秦國一。
據《中國賦稅史》、《中國財政史》、《中國民政史》等綜合研究統計：戰國初期魏國，百畝土的正常年產量是一百五十石，豐年產量是三百石六百石；折合畝產，則是每畝產量一石半至六石。《管子》則云：「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管子所云，當為春秋時期的齊國。就是說，當時齊國的最高畝產達每畝十石。吳承洛先生《中國度量衡史》，戰國「石」與「斛」接近，體一百二十斤，每斤約合當代市斤六兩八兩間。依此體推算，當時的畝產量最高達當代重量的五六百斤至八九百斤間！這一生產力水平，在整個經濟時代，一直沒有實質突破。同樣依據述三史，秦帝國時期中國墾田體已達八百二十七萬頃。由於人口的不確定，我們不確知當時的人均耕數字。但是，每人佔有耕至少在數十畝至百畝間無疑，超今日數量。此歷史條件，戰國與秦帝國時期的經濟總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夏商周三代，其稅率的提高無疑是必的。
則，秦帝國時代的田稅率究竟有高，沒有帝國原典史料查。董仲舒的數字，沒有明確指認己的史料依據。董列的田稅率是「或耕豪民田，見稅什五」。
依據當代經濟理念分析，董仲舒的這個數字不是國「稅率」，是傭耕戶的租率。其實際所指，是陳勝那般「耕豪民田」的傭耕者，向豪民主一半的收。董仲舒顯不懂經濟，將租率硬說國稅率，使秦帝國時代的田稅率猛提升十分五的比例。有意還是無意，已經不重了。重的是，後世將這一典型外行的指控當了歷史實，當了真理質的史料依據。
就歷史實論，租後的經濟邏輯是：國畝數量徵收田稅，向主徵收，不針對傭耕者徵稅。所不針對傭耕者，有兩個原因：其一，傭耕者耕的是主的土，傭耕者不是主；其二，傭耕者是流動的，若傭耕者為基數徵稅，固避免歷代為頭疼的「漏田」現象，在實卻極難操。所，傭耕者向主繳租，國再從主手登記核定的田數徵稅，是從戰國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兩千餘年的田稅法則。唯其此，此後的經濟邏輯很清楚：傭耕者的一半產量中，必包括了主應該繳納的田稅。主不將糧食全部稅，沒有了的存儲。是故，秦帝國的田稅比「什五稅」低，不高。最的是，國與主平分，徵收主田租的一半為田稅。此，則田稅率為十分二點五。即或再高，充其量是十分三。因為，秦帝國不將己的社會根基階層搜刮淨盡。
二則，再說人口鹽鐵稅率。
人頭稅乃春秋戰國生發，夏商周三代本來就沒有，說它「二十倍於古」，是沒有任何比意義的。人頭稅輕重，當時民眾的承受程度為評判標準。史料所記載的人口稅指控，除了秦末歷史謊言的「頭會箕斂」的誇張形容，再無蹤跡尋。
所謂鹽鐵利，在「九貢九賦」的夏商周三代基本沒有，至少沒有鐵。即或有鹽利，肯定極低。因為，三代鹽業很不發達，不徵收重稅。故此，說秦時鹽鐵利二十倍於古，無論是就實際收入的絕對數量言，還是就稅率言，幾乎沒有任何比意義。
若董仲舒的「二十倍於古」泛指整個商業稅，則更見荒誕。戰國至秦帝國時期的商業為發達，七戰國皆有商業會。齊市臨淄、魏市梁、秦市咸陽、楚市陳城、趙市邯鄲、燕市薊城、韓市新鄭。七會外，七國尚各有發達的域商市，齊東即墨、魏北安邑、楚東南江東吳越、秦西南蜀中、趙北胡市等等。其時市場規模與關市收入，遠遠超夏商周三代何止百倍，說商業稅「二十倍於古」，怕還估摸低了。基本的原因是，夏商周三代的民眾由商活動規模很，國「官市」又有限制且規模固定。總體說，三代商市根本無法與《史記．貨殖列傳》所記載的戰國秦時代的蓬勃商市比。所，商業稅比同樣沒有意義。
三則，再說徭役徵發。
董說的夏商周三代一年三日徭役為基數，三十倍於古，是九十日。董仲舒列舉了這九十日的體構：「月為更卒」，每年有一個月給縣裡做工；「復為正一歲」，再給郡裡每年做工。按照邏輯，按照歷代史的註釋，這裡的「一歲」不是一次一年工，是一人一生總計服郡徭役一年，每年分攤工。三項「屯戍一歲」，每人一生中給國一次守邊一年。對董仲舒的分項說法，《史記》註解引師古說，替董仲舒解釋云：「率計，今人一歲中，屯戍及力役三十倍於古！」所謂率計，便是體計算意。顯，這一歸納沒有說明一個男丁一年中究竟有長時段的徭役，依據體計算籠統指斥「三十倍於古」，有失武斷過甚。
董仲舒說，一個男丁在一生中究竟分攤少徭役？
有四種計算方法：
其一，若「勞」為準，將一個男丁的徭役期限假設在二十歲至五十歲間（二十歲加冠，五十歲稱老），其有效勞役的基數時間為三十年；則三項徭役合計總量為五十四個月，具體均攤工，則《史記》所云「率計」，有月餘。
其二，若六十歲一生為基數，則徭役總量為八十四個月，分攤，「率計」仍有月餘。
其三，六十歲一生為基數，三十年「勞」期為有效徭役徵發時段，在三十年內服完八十四個月徭役，則「率計」兩月餘，還是不三個月，仍不「三十倍於古」的九十日。
其四，有八十歲一生為基數，徭役總量為一百零四個月，三十年精壯期服完徭役，其「率計」才超過三個月，實現董仲舒「三十倍於古」的宏設。則，一個經濟時代的政權，設定男人每人八十歲壽命規定徭役，現實麼？麼？怕董仲舒己臉紅了。
籠統指斥其「三十倍於古」，既誇實，毫無實際意義。
即或不與董仲舒認真計較，便三種方法計，在實際中遠非那麼不堪重負。國徵發徭役，不瘋狂斷生計，體皆在每年農閒徵發，不在農忙時期徵發。那個時代的實際農閒時間，每年無論何在三個月。歷史的實是，每年月餘的徭役，在戰國時代不足論。即或接近三個月，不達嚴重威脅民眾生存的步。
秦帝國是一個規模建設的時代，精壯男子每人每年服徭役一月餘或兩月餘，客觀說，遠在社會容忍底線中。秦帝國刻石所言，民眾在秦始皇時期是為歡悅迎接太平盛世的。即或我們將刻石文辭縮水理解，至少是沒有反抗理的。其另一個基本原因，便是帝國工程的絕數是利國利民的。疏通川防、開拓路、抵禦匈奴、南進閩粵、興水利、銷毀兵器、遷徙人口填充邊等等等等。除了搬遷
（本章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