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寫的一本歷史推理書。
兩年前，我版了新形式的歷史敘述《秦崩：從秦始皇劉邦》（原書名：《復活的歷史：秦帝國的崩潰》），按照預定的計畫，我開始著手寫二部：《復活的歷史：漢帝國的誕生》。殊不知，鬼使神差，因緣際會，我竟先寫了這本歷史推理，己感意外。
寫歷史推理，是年前就有的法。
我入史學門，算是科班正途，進北歷史系，從考證開始步，經過人物評論、件原因探索，一直史學理論，一步一個腳印，從基層走高層，經歷了一個難的完整過程。因為喜哲學，遇愛尋根問柢，歷史是什麼，歷史學又是什麼的終極問題，始終是我的關懷。畢竟是千古的疑難，怕求索一生。退求其次，考證是什麼，考證的原理在哪裡？一直吸引著我。次實踐後，漸漸悟些理來了，考證的基本思路，就是基於證據的推理。
基於證據的推理，不僅是歷史學的思基礎，是科學的思基礎。歷史學與科學間，在基礎的部分有相關的接點，實在是使我感高興，因為我曾經有過做科學的少年夢。我愛讀偵探說，最欽佩柯南爾筆的福爾摩斯，那種智慧的冷峻神態，瘦長的敏捷身姿，很使我著迷。偵探說讀了後，對於偵探們的思路，體門來了，同樣是基於證據的推理。
偵探說發端於英，經過日本人的改進，發展為體裁廣泛的推理說，內容由單純的刑警破案擴充暴露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江戶川亂步、松本清張、森村誠一、赤川次郎……眾的推理，宛若燦爛的群星，使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我日本後，注意一個有趣的情，這些寫偵探說的名們，不少人喜歷史，特別是古代史。他們不但古代史做題材寫偵探說，有些人還直接介入古代史的研究中來。報紙電視關於古代史疑問的討論，常常是歷史學、考古學偵探說同堂共議，爭鋒鬥智，那種融會文學史學、結合實證推理的動人景象，在中國是未曾見過的。
著名歷史學周一良先生不僅是中國古代史的日本史的專，是偵探說的愛者。他讀了日本推理說高木彬光的推理說《吉思汗的秘密》後有所感，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日本的推理說與清代的考據學——一種文化比較＞。在這篇文章中，周先生結合己讀書治學的體驗，指了推理說與考據學間有相通的內在聯繫，二者在基本思路相同，是基於形式邏輯的推理。
周先生是我所敬仰的老師，讀了他的文章，加深了我的感悟。我進，不管是在歐還是在日本，偵探說頗為流行，是國民喜愛的通俗文化。反，在中國的流行文化中，沒有發達的推理說，國民喜愛的方向，偏重在神怪武俠。神怪武俠是非邏輯的由遐，那種入、神入化的超脫飛躍，由不讓我莊子的無拘無束，的由。諸子百中，唯有名是講思辨、重邏輯的哲學派別，經過秦始皇的焚書、漢武帝的尊儒後，兩千年來是斷絕了。這種斷絕，對於中國文化國民理的影響，不不謂久遠深長。
諸子百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根本，是人類脫離鬼神迷信後的東方理覺醒，其豐富的內涵無限的，先被政治專制的焚書打斷，後被文化統制的尊儒閹割，從此偏離元的方向，失了由與活力，實在是兩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不幸。痛定思痛後的當今中國文化，其最的課題，就是回古典，重鑄文化，在諸子百的根，嫁接現代的普世文化，發展融會古今中外的新文化來。
歷史是文化的核，歷史學的開拓是文化的課題一。於是我又發奇，是否在考據學的傳統，參照推理說，發展一種新的表現歷史的形式？我由此有了歷史推理的法。
我是理論脫離實際論者，承認任何理論與實際間存在著差異，這種差異，正是人為努力的所在。理論先行，有了法後，我開始著手實踐。歷史推理的內容，當是歷史的疑案。在古代史領域，處是難解的疑團，夏王朝是虛幻還是真有其，秦始皇的父親是子異還是呂不韋，凡是做考證文章的題目，為歷史推理的題材。問題在於形式，尋找合適的形式了寫歷史推理的關鍵。
我試圖學習偵探說的手法，設計一位宛若偵探的歷史學，引導己的學生們來入古今，破解古史謎。此深入的結果，走向了推理說的方向，在增加了趣味由的同時，不避免削減了歷史信度的傳達。我希望堅持歷史學本位的立場，偵查的疑案就是歷史學的問題，證據一定真實，推理一定合理，構築，但不編造。虛構人物的推理說的方式，不是我當追求的目標。我暫時放了這種寫法，將原稿封存，留待將來做別的途。我將注意力轉向題材，期待內容夠提供形式的啟示。
我在寫博士論文＜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的時候，曾經明確了一個重的史實：創建了漢帝國的劉邦集團，它的層，是身於楚國的軍人，數量雖不，卻是集團的核部分，我稱其為楚人集團；它的中層，是身於舊秦國的軍人，數量最，構集團的外圍主力，我稱其為秦人集團。順著這條線索，我在整理項羽死的歷史的時候，發現了一件有趣的情。垓戰敗，項羽潰圍脫逃，一支漢軍的騎兵部隊奉命追擊，終於在烏江岸邊置項羽於死。項羽死後，有五位漢軍騎士各奪了其遺體的一部分，被劉邦封為列侯。這五位騎士，無一例外是身於關中區的舊秦軍將士。其中的一位叫楊喜，他的五代孫子楊敞是司馬遷的女婿，曾經做過漢朝的丞相，與司馬遷有年的往。《史記．項羽本紀》中關於垓戰項羽死的紀，因為於楊喜的口述，所栩栩生，真實讓人生疑。
這段歷史的澄清，不僅印證了我對劉邦集團域構的發現，堅定了我打通文史哲，回司馬遷，《史記》為藍本寫歷史敘述的決。我進聯兵馬俑，這是一支秦帝國的京師軍為原型塑造的軍團，那些追擊項羽的舊秦軍將士們，甚至是楊喜等五人的身姿，說不定就躋身於其中？興奮感動餘，我己熟悉的形式，就這個題材寫了兩篇論文，一篇題＜兵馬俑與項羽死——秦京師軍向探微＞，在「秦俑學六屆學術討論會」（二○○四年，兵馬俑博物館）發表，後來刊載在《秦文化論叢》十二輯。另一篇題＜論《史記》敘述中的口述傳承——司馬遷與樊他廣楊敞＞，在「紀念司馬遷誕辰二一五○週年暨學術討論會」（二○○五年，陝西師範學）發表，後來刊載在《周秦漢唐文化研究》四輯，算是兩份歷史研究的學術果。
兵馬俑與項羽死的內容，被與會的記者報導，經過報紙網際網路的轉載，受歷史愛者的廣泛關注。一位長輩告訴我，他在火車站的消遣雜誌了相關的文章，候車時買來打發時間。我年暑假安徽實考察，從垓經過東城烏江，一步一個腳印追尋項羽死的蹤跡。在烏江「項羽祠」售的旅遊書，我了相關的文章，買來紀念。當，這些文章的者不是我，是各種層面的愛者們不同的方式進行的改寫再改寫。
在至學會至娛樂報的回饋後，我再一次感歷史的神秘，感真實的歷史，比虛構的說更精采；追求歷史真相的樂趣，由專與眾共享，專眾一樣，有一顆奇的。我由此，既是專與眾感興趣的內容，與其由外行的愛者來改寫傳布，留淺入誤的詬病，何不由專己來深入淺傳播？受新的刺激後，我開始考慮項羽死為題材，已經寫的學術論文為基礎，再一次嘗試歷史推理的寫，希望眾有趣，專不會搖頭。
寫的過程斷斷續續，停停寫寫，持續了幾個月，結果是失敗了。儘管有的題材，卻找不的形式，我無法脫離學術論文的框架，另外寫一種既使眾感有趣，使我有寫的新東西。我很有些灰頭灰腦，懷疑己是否走火入魔為賢者笑，我又一次將歷史推理的法束高閣。這一次，我將歷史推理從我的歷史學構中了刪除，排除歷史學外，乾乾脆脆來了個一刀兩斷。
古來賢者說，有所失才有所，有所不為方有所為。不再受歷史推理困擾的我，於是將有限的精力，集中於歷史敘述的追求。感謝神明的眷顧，我竟在失落的方有了收穫，在思維的推理增添了實的考察，在冷峻的邏輯增添了移情的體驗，在問題式的求解外追求歷史的流程，終於找一種己滿意的形式，完了《秦崩：從秦始皇劉邦》。
那個時候，我再次思考了己的歷史學構，確認了歷史研究、歷史理論歷史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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