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北任教的经
我北京任教，始1917年期，受聘则在其前一年蔡先生初接任北校长。蔡先生知我，是因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海《东方杂志》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文中妄近世西洋说阐扬印度佛理论，今日实无足取，却曾见赏许人。记蔡先生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长相文院院长），印度哲讲席相属，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不初涉佛典，此外的印度哲实无所知。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皆指“六派哲”言，其中恰有佛。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那，你知有谁教印度哲呢？”我说不知。蔡先生说：“我亦有寻真教印度哲的人。横竖彼此差不，是你吧！你不是爱哲吗？我此番北，定许爱哲的朋友聚拢，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不呢？你不是老师教人，你是合研究，习了。”他几句话打动了我，有应承。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分不身，我正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我则掌理机函电。倒袁者本西南各省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往机密函电极，我常常忙入夜。我既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编讲义，何办？末转推许季先生（丹）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张勋复辟役，政府改组，镕西先生野，我亦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掠北，我亦不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内战祸烈，写了一篇《吾曹不苍生何》，呼吁有人组织“国民息兵”，共同制止内战，养民主势力。己印刷数千册，处分送与人。恰许先生病，暑假便缺课，蔡先生促我校接替，是才北。
许季先生在佛的素养远胜我，又且长西文。他讲印度哲，一面取材西籍，一面兼及佛典。我接替他，又吴检斋先生（承仕）借给我许日文的印度哲书籍参考。其，我版的《印度哲概论》就是凑的。我在北，随又讲一门唯识哲，己编写了《唯识述义》三册，次付印（今已无存）。讲唯识，我有些不敢信，建议蔡先生由我南京支那内院请人讲。初意打算请吕秋逸先生（澂），未实，改请了熊十力先生。熊先生北，即有《新唯识论》创。他却是勇信不信古人的。1920年我提“东西文化及其哲”了一月的讲演，不在哲系课程内。却由此在哲系添讲儒哲一课。1924年暑期我己山东办，辞离北，计在校共有六整年。
有关佛的其他讲座
我讲的印度哲既括有佛在内，又且专一门唯识哲。但在爱哲从爱佛的蔡先生，犹未足，先又请了几位先生任讲佛。一位是张尔田先生（孟劬）讲《俱舍论》（代表乘）；一位是张克诚先生曾讲了《八识规矩颂》《观所缘缘论》（代表相宗或称有宗），有一位邓高镜先生（伯诚）曾讲了《百论》（代表宗或称空宗）。虽其间不长，似亦不列入哲系正式课程内，蔡先生却此见。其中张克诚先生，原是先在西四牌楼广济寺愿宣讲，任人听的。蔡先生校中一二同亲往听讲几次，便约请其校内讲了。
我从许处皆蔡先生术、教育、社运动有他一股热诚，不愧应乎其代需的革命，全不是一位按照章则规程办的什校长。所有的史料均足证明，即述一些亦复见。
哲系的盛况
蔡先生曾创立育代宗教的说，又尝在校己讲授。他哲系先聘请的教员很，我不悉记，即不备举。我且举一张竞生。是从育、联的，因张先生曾讲了一年《的人生观》，并且它印了书版。是他己的说。其，他在校外又版一《史》，似是陆续行的期刊，其内容猥亵，很遭物议。我虽亦认给社的影响不良，却谅解其人似与流胡闹者有别。总，由蔡先生的哲兴趣，又请了一些有哲兴趣的教员，便了生的哲兴趣。哲系在始终最重的一系，估量比其他任何系的生。特别是由听讲的人极，除了照章注册选修一哲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生，其他校的生（例琉璃厂高师的生，太仆寺街法专的生等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生，是壮年中年的社人士，亦入座听讲 。往往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临不合。就按照注册人数，间教室座位容，实则听讲的人竟一倍。我己的经验，1923年前若，我讲儒思一课，听讲的通常总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二院讲堂才行。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亦有九十本。此即注册的正式生数了。约胡适讲课，其听讲的人比。
莫听的人，是钦佩位主讲的，例有彭基相、余光伟等同，他不同意我所讲。据闻他旁人说：“我是听听他荒谬什程度。”态度并不厚非，正见术气氛的浓厚。在术，所生求非取资格、取文凭。记同朱谦曾反校考试，向校局申明己不参加考试。蒋梦麟代校长有书面答复张贴，说不参加考试是的，不有绩分数，将便有毕业文凭。像不计较分数文凭者颇有其人，非朱一。同，我清楚记张贴的答复面，竟称他“谦先生”。位校长先生又未免太客气了吧！
蔡校长在北的一段历史意义不寻常
今的新中国必新民主主义革命其造端，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五四运动。但若有的北京，就不有五四运动现，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有的北京。直截了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国共一次合，是从五四运动所的社思新潮流的。毛主席曾说一些话，证：
有中国历史，有伟彻底的文化革命。反旧德提倡新德、反旧文提倡新文，文化革命的两旗帜，立了伟的功劳。
五四运动是在思干部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均见《新民主主义论》）
所周知，是远从世界历史、近从中国历史其机运所的一变化，有许人聚合参与其间，不归功任何一人。人必有主从，必有先。论人则蔡先生居首，论则《新青年》版在先。许人的聚合是蔡先生的延聘，《新青年》的言论倡导正许人的手笔。
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始1915年，经一年，1916年蔡先生聘他文科长。蔡先生一向主张办文、理两科主，所有其他法、商、工、农、医等科是在两科术基础的挥应。故尔，全国最高府的北京，其任务全在文、理两科办。两科比较，文科尤蔡己兴趣所在，则其聘陈，非一随便知。据我见闻，情却又凑巧，蔡京就校长职，居南城官菜园街。陈适亦海亚东图书馆（一版社，《新青年》初由其印行）募集股款京，住旅馆中。两位先生虽早相识，文科长人选，蔡初未有意陈，旁人力荐，经访谈几次极洽，乃定局。陈是反封建的一位闯将，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其人圭角毕露，其言论锋芒逼人，恰与蔡先生的人态度不相似极相反。人人皆知蔡先生长北，新旧各派人物兼收并蓄，盛极一。其内倾向坚持在新的一面，我从其陈见，尤其一力支持陈氏见。校外固陈洪水猛兽反，校内亦有不少人他有反感，因他往往说话罪人（例在议席面给理科长夏元瑮难堪类），且他细行不检，更予人口实。有蔡先生己面外承担一切，内包容不疑不摇，故卒俾陈挥其。
胡适北，即由陈引。行严先生与蔡与陈皆相熟至，很快经邀聘校，任教逻辑一课兼图书馆主任，但未久其。
李钊则由章行严力荐，并且所任图书馆主任让李。鲁迅（周树人）则是早先经蔡先生引教育部，此又请其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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