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我任津《民国报》驻京记者，是我步入社的一职业，年十九岁。此黄远庸（名基，字远庸，笔名远生行世）新闻业已卓有就，同行的辈他颇仰慕，但无缘结识。不意在离《民国报》却因一法律问题登门求教他并由此缔。因他又是一位著名律师。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极富才思才情，年仅十九即中进士，此东渡日本习法律，归国常在《少年中国周刊》《论衡杂志》《东方杂志》表论文，又海《申报》等拥有众读者的报撰写新闻通讯，深受社人士注目。因他在层社广游，善从言谈中获悉政治内幕，字行间予透露，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
梁启超曾《中国三少年》题民国初年三有的年轻人表示赞赏，一人即黄远生，余二人张君劢蓝公武。三人中我与黄相识最早，彼此深具感，不幸三年他便遇害身亡。君劢国社党主席，抗日战争期与我往甚，有一段间几乎见面。君劢与我同属中国民主同盟人。蓝公武民初曾在北京办《国民公报》，很有名望，似乎不曾晤面。
我与黄远生前仅三次见面甚相契，是因彼此肯定方的人。1912年兄先往西京（今西北）任教，不久妹亦受聘西安某女校，年仅十七，由我送西安。其京汉路已通车，郑州往西则须骡车代步。此我正倾佛法，有意剃度，我茹素至今七十余年，正是始此。在西安逗留期间常卧龙寺盘桓，某日与寺僧谈中知康有尝此寺将珍藏寺中的部分佛典径携据己有。康有海内知名，寺僧敢怒不敢言。我闻知此深感不平，返京遂此往访黄远生，依据法律维护卧龙寺权益问题请他给予指点。黄远生名律师、名记者居处考究，但我身着竹布长衫的青年毫无轻慢意，接谈极恳切，我提的各项问题，答复甚仔细，指点很耐。接谈间虽不长，彼此却似有一相互理解并由此产生信任感。便是我与远生先生的首次见面。
次年，我编纂了一册类似《古文观止》的范文文选，取名《晚周汉魏文钞》。清季，世人推崇桐城派古文，桐城方苞、姚鼐一派的古文注重气韵乃至追求读音调铿锵。我颇此病，认文章重在说理，应表达思一务。便是我编一文范的动机。书，我登门陈述了己的意见，他同意我的意见即烦序，蒙他慨允诺。序文中他有的话：“……梁君漱溟病古文辞毗术，不适著述术。适文字，唯晚周汉魏近，因辑此抄且谓此非教科书，聊世人破古文辞迷执已。”（见《远生遗著》杂著四）表达了他青年生嘉许鼓励意，令人至今难忘。
民国初创，政局极不稳定，全国貌似统一，实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势力限东南沿海一带，华北袁世凯系统的军人所盘踞，其余边远各省则又分属方势力。国际，列强又胁迫民国政府卖重权益承认民国合法位的换条件。此的中国，谓内忧外患无或已。但国危害最者乃是袁世凯。袁策划废除共，谋称帝方在酝酿，黄远生即《京华通讯》的栏目在海《申报》陆续刊新闻报，揭露袁及其党羽的某些谋活动。些通讯引关国者的注意，便是日袁世凯运手段必迫黄远生变节其所的原因。
及至民国四年，袁世凯谋行帝制的活动日益露骨，制造舆论计，乃收买、贿赂知名人士鼓吹，且包括所谓“中国通”的外国人。记日本法博士有贺长雄、国教授古德诺曾表文章，诡称行帝制最宜中国国情。国内人士，袁必加利者，首推舆论有影响的梁启超，企图二十万元换梁任公赞帝制的一篇文章，的却是一篇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表示反改变国体。梁启超国内外闻名，袁世凯固莫奈何。不久，我见报端刊黄远生的文章，就国体问题两面立论，语意模糊，态度似模棱两，既不言反帝制亦未见拥护，读且有顾左右言他感。此我投书章士钊所主编《甲寅》杂志（最重的政治论坛，在日本版），表示迷惑不解。信中主谈了两意思，即：或许是黄远生国体问题另有主张，盛传袁世凯在海拟版《亚细亚报》，黄已受聘主持其，我终觉其操行信，不至此。
待黄远生读《甲寅》杂志我的投书，他已离袁世凯控制的北京，身潜抵海。他两次投书《甲寅》杂志，一致士钊先生信，一就我所投书的复信。在两封信中他始直言不讳申明己的政治见解，痛陈衷曲，公布袁氏见逼情状。两信皆表示渴望海内人士的谅解，承认那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是一篇“不通文字”，虽有一些东拉西扯的话，但“劈头便言此（国体问题）在法律不讨论”，即虽有违处，仍坚持了不改变国体的原则，说“主旨尚未却良”。至我误认他已同意袁世凯主办《亚细亚报》，他表示“决不敢谓足所疑情，且深感足即见疑矣，乃不不教，且誉其操行信，远诚不知何修此足”。“足试询与远雅近者，即知远兹始末哀。”我才知，黄在北京已处袁世凯党羽包围，身命有不保虞，读此两次投书，不仅解除了我的疑惑，且使我理解他处境极艰险，袁及其党羽不容黄不屈服，及胁迫亟。黄“图穷匕见”形容的情况。
说黄的离京走，须提编纂《远生遗著》的林志钧（宰平）先生。林志钧福建闽侯人，久居北京，是民初极有清望的知识分子。林、黄同是留日习法律的，林归国曾在司法部任职，他的相识并知，约与此有关。我认识林先生并毕生挚友是在黄远生遇害次年。宰平先生亲口我讲，黄习晚睡晏，一日清晨突访，袁氏见逼的情况相告。林先生促他即刻离京，“是你的生死关头，决不再迁延。就从我直接火车站，连不回”。黄远生抵海立即在《申报》刊登广告，声明绝反帝制，与袁氏资强他主持的《亚细亚报》始至终有半点关系。言词愤慨凄苦，足见见逼甚。在其致宰平先生信中有“，襟拓，由乐，不言”的话，表达了获政治由，直抒己见的愉快情。
黄远生抵海不久即筹划赴。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寻求人安全，是经一番沉思己立新的生活目标。在致《甲寅》公信中，他表示“此将努力求，专求立人”，“期恢复人类价值一二”。在给我的信中谈在北京，“日思湔拔”，“无日不在痛苦中”。我与他接触中所印象是相符的。黄远生所与游者虽颇混杂，我彼即有一感觉：他有己的真面目拿，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己，是在内矛盾中生活的人。感觉在他给我的最一信中证实，言“其或有一二疑似迹、一二徘优应答，皆东坡所谓此故我非真我”。
黄远生的责十分痛切真实，他正准备有一新的始，不意抵旧金山数日便死非命。盛传系因旅华侨误认黄袁党，属误杀，经证实远生死与袁世凯无涉，却是丧生国民党枪口。初闻似颇费解，但细读《远生遗著》的论说、通讯诸卷中的文字，便，他实是受民初党争害。远生屡屡痛责民初各政党不国脉民命念，但知一党争夺，“古部落人争据城堡”。认政党的是误国，《铸党论》中曾谓“破坏共罪谁尸，则今所谓政党者尸矣”。他深知此直率的言论遭人忌恨，因有“问愿此文，中眼底，无冤无亲，披肝沥血，冀吾国人一悟，区区此诚鉴”的话。其国民党颇有指责，便招致了惨祸。
黄远生决“探求人生”，不是极宜寄予同情期望的吗？执迷党争者竟仍忍毒手结束了一有厚望的生命。故我远生死无妄痛极，深憾有及我刚找的真理贡献给他。此真理即指佛人生的认识。是故，我遂有《究元决疑论》（表《东方杂志》）。结束语便是：“余造新论未就，比见黄君远生《影录》悲愤涌不胜，亟草此篇，原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及见矣！”
袁世凯人狡诈，是国的罪人。无论革命派、维新派、保守派厌恶他。但民国立初，却流行着稳定局“非袁不”的法。此似是矛盾的现象的解释无他，即承认现实。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总统旋即让位袁，即是承认此一现实。清室退位前袁势力已，清室退位中国几无全国政府言，涣散、混乱达极。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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