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此《李济深先生略历》（刊《文史资料选辑》六十七辑）笔录稿，颇觉其间有待补充纠正处不少，特写此文备考证。
首先应将我与任潮先生相识往的经一叙明，此约分三段：一、在北京的阶段；二、在广州的阶段；三、我离粤北归。
一、在北京的阶段民国九年即公历1920年，伍庸伯先生（观淇）每周假日在西什库夹冯竹贤聚合一些朋友谈，任潮先生其中最勤恳一人，我亦偶一往旁听，就在那始与任公相识。
彼任公似是任职陆军部军司，住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我任北京讲席，位居崇文门外缨子胡同，他曾我，穿长衫便衣，非军服。
二、在广州的阶段信任公述所云，1920年秋季，他返粤，就始了新的生活，那亦就是此他一生业绩的造端。但他所返粤，则有两点前提实在：（一）北京政府各官署校，除通等部门有收入者外，均不薪金，每月每人有很少的几，致莫不生活困窘。（二）粤军一师师长邓铿函电驰邀请伍先生返粤担任参谋长，但伍先生则绝意仕宦志在服务其乡。是，转荐了李任公。——情节因彼我与伍、李二公相熟，是清楚知。
我是1927年旧历五月偕同王平叔、黄艮庸广州，在1929年旧历正月离广州的。初粤，我居住新造细墟黄艮庸，任公未征求我同意遽电南京中央政府宣布我广东省政府委员，我未就职。1928年春在两广政治分设立建设委员，我代表任公主持其。1929年因立乡治讲习所，我有北考察行，就在我离粤不久，任公突被蒋介石拘留南京汤山，我便不回广州留北方了。
三、我离粤北归即留北方致力乡村运动，先在河南，在山东，每因奔走四方仍与任公不断有相遇晤面机。例，他在南京任训练总监，抗日军兴，他白崇禧在南京，我均曾相遇晤；国民政府退守重庆，他任战党政委员，我在国民参政，亦曾同聚重庆；他担任桂林办公厅主任，我又曾在桂林共同策划局；及末毛主席领导建国，我又同在北京类；直任公病故前，彼此有不少晤谈机。
根据从所述我任公的往，我有资格任公晚年述此一笔录稿，就我所知提一些异议。些异议，有因笔录者不谙悉往昔情致误者；更有任公己往昔记忆不清致误者。但我的记忆亦岂保证一切不差？故我此所提异议仅限我本身亲历，示郑重信（其他我觉有疑问者暂且不谈）。试分条列举：
一、笔录者误1928年广东局面致无扰，乃更进行绥靖工，全省划分四区，陈铭枢任南路，徐景唐任东路，陈济棠任西路，其负北路责任者王应榆氏（号芬庭，一富有识的人），笔录稿一四二页却误写“黄应”。笔录稿一四二页此处记有陈铭枢就职省主席，任公讲话我感动流泪一层，借此顺便一说明。李、陈二公原是我的熟友至，任公厚重少文，陈则不免轻躁；任公早曾表示让位陈，陈先一度恳辞不就，且猜疑任公让位非真，所他就职，我痛惜朋友谊不终，盖朋友相所贵在一信字。李、陈间共年，岂同恒泛，竟此，我场伤怀饮泣（不放声），痛哭不已。蔡廷锴等许人在旁怪讶不解其故；约陈亦不解，任公虽注意亦不甚晓。
二、任公记忆有迷误1932年初春，十九路军在海抗日，由蔡廷锴指挥奋战，市民踊跃支持，结队犒劳，声势甚盛。此蒋介石适不在南京，李任公代表军委北平敦促张良乘机“打回老”。我在邹平忽李证刚（翊灼）先生从北平电相邀；我北平，证刚先生介绍东北军将领王哲与我相见。原他深知张良精神不振，又知我任公朋友，我从旁加一力，做推动东北军关工。任公平系住在北京饭店，我立即趋访，彼此正谈话间，恰据传报张良了。他商谈军国，我不便冒昧参与，即退避一旁。张的面容气色，我却清清楚楚了。他的面色晦暗，容颜消瘦，头不剪，髭须不修，不难见其吸食毒品、打吗啡针的生活。张、李谈话间不甚长久。张走，任公我说蒋已回南京，电嘱张不动兵，他己此番北的希望落空。是，我此转报证刚先生王哲将军，回邹平了。（附记：王哲人甚，惜他在西安被害）
笔录一四四页所说，张良任公北“非常高兴，商量很”云云，我断言是任公记忆迷误，与实不符。其不违离实者，张良有兵，任公北空跑一遭就是了。
三、政治一次严重失策1933年，在福建立了人民政府反蒋，是任公政治立场的一次严重失策。反蒋应站在国民党立场反蒋，指斥蒋窃取国民党领导权；了忠孙故总理，伸张正义讨伐他。乃计不此，却另举旗帜，实是政治立场的一次严重失策；末了仍不不回国民党的旗帜；抗日军兴，追随国民党政府且不说，全国解放，不是领导国民党革命委员参加毛主席领导的新政府吗？既有今日，何必初，前进退失据，无讳矣！在福州，黄艮庸随侍任公左右，我即飞函嘱其速速退，否则，永不见我面。且不论此番举动不旋踵失败，纵令不失败，是一次严重错误。
任公1959年病故，距今几将二十年矣。任公长我八岁，光流逝，我今亦八旬有八，脑力、体力均已衰颓，年友又环顾无人，鲜咨访者，右方所书文，不审有无错误处，姑治现代史者一参考资料。
1978年10月国庆前夕
（梁漱溟印）
附几点意见：
一、目录文字欠妥。例（一）汤山被扣；（二）拒绝赴渝。
二、关张难先往关系欠叙述。
三、我创办《光明报》香港，曾龙云刘文辉资助，但李任公则未曾有。稿内一三二页错记。
四、稿内一八三页关联合政府委员名额问题完全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