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雪融化，印第安公主在山的正面显现，她的头擦着天空。那场车祸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全家人聚在起居室里。爸爸开始讲解《圣经》时，泰勒清了清嗓子，他说他要离开了。
“我要去……去上大……大学。”他说，面容僵硬。他费力地吐出这些话时，脖子上一根血管鼓起，一会儿显现，一会儿消失，像一条挣扎扭动的大蛇。
每个人都看着爸爸。他面无表情。沉默比吼叫更可怕。
泰勒将是我的哥哥们中第三个离开家的。我大哥托尼开拖拉机运碎石和废品，正在为娶妻努力攒钱。二哥肖恩几个月前和爸爸吵了一架，离开了家。此后我就没见过他了，但母亲每隔几周会接到他匆忙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她他很好，正在做焊接或开拖拉机。如果泰勒也走了，爸爸就凑不够一个小工队了，也就没法去给人家盖谷仓或干草棚了。他将不得不重操拆解废料的老本行。
“什么是大学？”我问。
“大学就是给那些太过蠢笨、在第一轮学不会的人额外开设的学校。”爸爸说道。泰勒盯着地板，脸孔紧绷。接着他垂下肩膀，面容舒展，抬起了头。在我看来，他的自我似已出离。他的目光柔和又可爱，我完全无法从那眼神中认出他。
他在听爸爸发表长篇大论。“大学教授有两种，”爸爸说，“一种知道自己在说谎，另一种认为自己在说真话。”爸爸咧嘴一笑，“不知道哪种更糟糕，想想看吧，一种是光明会的金牌代理人，至少知道自己拿的是魔鬼的工资，另一种甚是傲慢，自认为比上帝更有智慧。”他依然咧着嘴笑。形势并不严峻；他只需给儿子讲一些道理。
母亲说爸爸是在浪费时间，一旦泰勒下定决心，没人能说服他回转心意。“你这是在用扫帚扫山上的灰。” 说着，她站了起来，先花几分钟稳住身体，然后艰难地下楼。
她得了偏头痛。她几乎总是偏头痛。她仍然在地下室里度日，直到太阳落山后才上楼，之后也很少能待过一个小时，因为嘈杂和劳累的双重折磨让她头痛欲裂。我看着她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弯着腰，双手紧抓栏杆，仿佛是个盲人，不得不摸索着前行。她等着双脚都稳稳地站在一个台阶上，然后再去够下一级。她脸上的浮肿差不多消失了，几乎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只是黑眼圈仍在，从黑色逐渐褪成深紫色，现在变成一种紫丁香和葡萄干的混合色。
一个小时后，爸爸不再咧嘴笑了。泰勒没有再提他上大学的愿望，但也没答应留下来。他只是出神地坐在那里，安然承受。“一个男人不可能靠书本和废纸为生，”爸爸说，“你以后会成为一家之主。你靠书本怎么养活老婆孩子呢？”
泰勒歪着头，表示他在听，但什么也没说。
“我的儿子，竟然排着队等着被无神论者和光明会间谍洗脑……”
“学……学校是教……教堂开的，”泰勒打断他的话，“能坏……坏到哪里去呢？”
爸爸霍地张开嘴，一股气流冲出。“你不觉得光明会已然渗入了教堂吗？”他声如洪钟，有力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在回响，“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学校吗？在学校他们可以培养出整整一代伪摩门教徒。我对你的培养可比那强多了！”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这一刻的样子，强势又绝望。他身体前倾，咬着牙，眼睛眯成一条缝，在儿子的脸上搜寻表示赞同的迹象、共同信念的痕迹，但没有找到。
泰勒是怎么决定离开这座山的，这是个离奇的故事，充满缺口和曲折。故事从泰勒本人开始，他性情古怪，这是事实。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家庭里：某个孩子格格不入，跟不上节奏，合不上拍子。在我们家，泰勒就是那个孩子。我们其余人跳吉格舞，而他跳的是华尔兹；他对我们生活中喧闹的音乐充耳不闻，我们也听不见他宁静的复调。
泰勒喜静，爱看书，喜欢分类、标记、整理。一次，母亲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整整一架子按照年份堆放的火柴盒。泰勒说里面装着他过去五年攒下的铅笔屑，是他收集来为我们的“上山应急包”作火引用的。家里其他地方乱作一团：卧室地板上堆满了待洗衣物，上面满是来自废料场的油污；厨房里，每张桌子上、每个橱柜里都放着布满灰尘的药酊罐，只在干更脏的活时才把罐子收到一边，比如给一头死鹿剥皮，或者擦拭步枪上的防腐油。但在杂乱的中心，泰勒拥有积攒了五年、按年份分类的铅笔屑。
我的哥哥们就像一群狼。他们频繁地试探对方，一旦有哪个小点儿的突然长大，梦想着向上爬，便会爆发混战。在我小时候，这些打斗通常以母亲对着打碎的台灯或花瓶尖叫而告终，但随着我渐渐长大，家里能打碎的东西越来越少。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有过一台电视机，直到肖恩把泰勒的头按了进去。
兄弟们扭打起来时，泰勒就听音乐。他拥有我所见过的唯一的音箱，音箱旁边放着一大堆CD，上面写着诸如“莫扎特”和“肖邦”之类的奇怪的词。在他大约十六岁时，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看他的CD，被他撞上了。我想跑开，我以为他会因我进他的房间而狠狠揍我一顿，但他却拉过我的手，把我领到那堆东西旁。“你……你最……最喜欢哪一张？”他说。
我指了指一张黑色CD，封面上有许多身穿白衣的男男女女。泰勒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这……这是唱……唱诗班音乐。”他说。
他把碟片塞进黑盒子，然后坐在书桌前开始看书。我蹲在他脚边的地板上，用指甲在地毯上乱画。音乐响起：一阵琴弦的拨动，接着浅吟低唱，如丝绸般轻柔，却不知何故穿透心灵。我熟悉这首赞美诗——我们在教堂唱过，混乱的声音带着虔诚汇聚成大合唱——但这个不同。同样充满虔诚，但里面也有别的东西，与学习、纪律和协作有关。一些我还不懂的东西。
歌曲结束了，我呆呆地坐在那里，接下来听了一首又一首，直到CD播完。没有了音乐，房间里显得死气沉沉。我问泰勒我们能不能再听一遍。一个小时后，音乐停了，我又请求他再放一遍。天色已晚，屋里很安静，泰勒从桌旁站起身，按下播放键，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我们可以明天再听……听。”他说。
音乐成了我们俩的共同语言。因为口吃，泰勒总是沉默不语，舌头也越发笨重。正因如此，我和他几乎从没说过话，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哥哥。现在，每天晚上他从废料场回来时，我都在等他。等他洗完澡，搓去身上的污垢，他会到书桌旁坐下，说：“我……我们今……今晚听……听点什么呢？”然后我会选一张CD，而他则开始看书。我躺在他脚边的地板上，盯着他的袜子，侧耳倾听。
我和我的那些哥哥们一样吵闹，但和泰勒在一起时，我变了。也许是音乐的魅力，也许是他的魅力。不知为何，他让我透过他的眼睛看到了自己。我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大喊大叫。我尽力避免和理查德打架，尤其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最后两人滚在地上，他撕扯着我的头发，我用指甲抓破他的脸。
我早该知道有一天泰勒会离开。托尼和肖恩走了，他们属于这座山，而泰勒从不属于这里。泰勒一直喜欢父亲所说的“书本知识”，而除理查德外，我们其他人对此毫不关心。
泰勒小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母亲对教育持理想主义态度。她曾说把我们留在家里，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比其他孩子更好的教育。但只有母亲这么说，因为爸爸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更多实用技能。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两人常常为此而战：母亲每天早上都让我们学习，她一转身，爸爸就把男孩们赶进废料场干活。
但母亲最终会输掉这场战斗。一切要从她五个儿子中的第四个，卢克说起。卢克对山上的事很有一套——他对动物很在行，似乎能与它们交流——但他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学习认字非常吃力。母亲花了五年时间，每天早上陪他坐在餐桌边，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同一个音，但到卢克十二岁时，他也只能在全家人习读经文时勉强读出《圣经》中的一句话。母亲不理解。她毫不费力地教会了托尼和肖恩认字，其他人也都轻松地学会了。我四岁时托尼就教我认字，我想那是为了和肖恩打赌。
等卢克会写自己的名字，读一些简短的词语，母亲便开始教他数学。我的数学知识都是在早餐后洗碗时学到的，听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解释什么是分数，怎么运用负数。卢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年后母亲便放弃了。她不再说什么让我们获得更好的教育，而是开始附和爸爸的意见。一天早上，她对我说：“最重要的是，你们这些孩子都能认字了。其他的都是废话，洗脑而已。”爸爸越来越早地赶着男孩们去干活，到我八岁、泰勒十六岁时，我们就都彻底不学习了。
然而，母亲并没有完全倒向爸爸的那套理论，她偶尔仍怀有以前的热忱。在那样的日子里，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早餐时，母亲会宣布今天我们要“上学”。她在地下室放了一个书架，上面堆满了有关草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