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期结束后，我回到巴克峰。几周后，杨百翰大学将公布成绩，届时我就会知道秋天能否回去了。
我在日记里写满了承诺，发誓一定要远离废料场。我需要钱——爸爸会说我现在穷得叮当响——于是我又回到斯托克斯商店，干起老本行。在下午生意最忙的时候我去了店里，我知道那时候他们人手不够。果然，我找到经理时，他正在装杂货。我问他是否愿意让我做这个，他打量了我三秒，然后将围裙从头上摘下来递给我。副经理朝我眨眨眼：就是她建议我在生意高峰期过来问的。斯托克斯商店的某些方面——笔直干净的过道，热情友好的同事——让我感到安心和快乐。这么描述一间杂货店可能很奇怪，但它的确给我一种家的感觉。
我从后门回到家时，爸爸正在等我。他看到围裙，说：“这个暑假你要为我干活。”
“我在斯托克斯商店上班。”我说。
“你觉得现在有能耐了，拆解废品让你掉价了？”他提高了嗓门，“这是你家。你属于这里。”
爸爸脸色憔悴，眼睛充血。他度过了一个异常糟糕的冬天。秋天，他投资了一大笔钱购买新的建筑设备——一台挖掘机、一台载人升降机、一辆焊接拖车。到了春天，这些设备全都没了。卢克不小心点燃了焊接拖车，将它烧成了灰烬；载人升降机从拖车上掉下来，因为有人——我没问是谁——没把它固定好；挖掘机已进了废料堆，肖恩用大拖车拉它时转弯速度过快，撞上了卡车。不幸中的万幸是，肖恩从残骸中爬了出来，尽管他撞了头，把事故发生前的事都忘了。卡车、拖车和挖掘机全部报废。
爸爸的坚决深深印刻在他的脸上，也印刻在他的声音中，他语气的严厉之中。他必须赢得这场对峙。他相信，如果我加入小工队，事故和挫折就会减少。“虽然你比柏油向山上倒流还慢，”以前他多次这样说我，“但你干活时不会弄坏东西。”
但是我不能做这个工作，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倒退回过去。我已经搬回家来住，回到我以前的房间，回到我过去的生活。如果我再为爸爸工作，每天早晨醒来就穿上钢头靴跋涉至废料场，那就好像过去的四个月什么都不曾发生，仿佛我从未离开。
我推开爸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母亲来敲门。她静静地走进房间，轻轻地坐在床上，我几乎感觉不到她坐在我身边。我以为她会说出上次说过的话。然后我会提醒她我才十七岁，她便会像上次那样让我留下来。
“这是你帮爸爸的一个机会，”她说，“他需要你。他虽然从不说出口，但他需要你。该怎么选择看你的了。”沉默了一会儿，她又说，“如果你不帮他，就不能在这里住。你得另找地方。”
第二天早上四点，我开车前往斯托克斯商店，上了十个小时的班。下午天色尚早，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回到家时，发现我的衣服都被扔在了屋前的草坪上。我把它们拿回屋子。母亲正在厨房调制精油，见我穿着湿淋淋的衬衫和牛仔裤走过，她什么也没说。
我坐在床上，衣服上的水湿透了地毯。我随身带了一部手机，盯着它看，不知道能做什么。没有可以打电话的人。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人可以打电话。
我拨通了在印第安纳州的泰勒的电话。“我不想在废料场干活。”他接起电话时，我哽咽着说。
“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充满担忧，肯定是以为又出什么事故了，“大家都还好吧？”
“都很好，”我说，“但是爸爸说我必须在废料场干活，否则就不能住在家里，但我再也不想干那个了。”我的声音颤抖着，语调高得不自然。
泰勒说：“你想让我做什么？”
回想起来，我相信他的本意很直白，就是想知道能帮上什么忙，但我那孤僻多疑的耳朵听到了一个弦外之音：你指望我能帮你什么？我开始动摇了，我觉得头晕目眩。泰勒是我的救命稻草。多年来，在我的脑海中，他一直是我最后求救的对象。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是我可以拉动的一根有力的杠杆。但现在我拉了这根杠杆，才明白其实它徒劳无用。它根本不能做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泰勒说。
“没什么。一切都好。”
我挂上电话，又拨通了斯托克斯商店的电话。是副经理接的。“今天的活儿干完了吧？”她用欢快的声音问。我向她道歉，告诉她我要辞职，然后挂了电话。我打开壁橱，我的废料场专用靴就放在里面，四个月前我把它们收了起来。我穿上靴子，感觉自己从未脱下过它们。
爸爸正在叉车里，铲起一堆瓦楞铁皮。他需要个人手将木块放在拖车上，这样他就可以卸货了。看到我时，他将铁皮放低，以便我可以踩着上去。我骑上那堆东西，上了拖车。
我对大学的记忆很快变淡。铅笔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投影仪切换下一张幻灯片的咔嗒声，下课时响起的钟鸣声——所有声音都被丁零当啷的铁皮撞击声和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淹没了。在废料场待了一个月后，杨百翰大学就像一个梦，某种我想象出来的东西。现在，梦醒了。
我的日常和从前一模一样：早饭后，我给废品分类，从散热器里取出废铜烂铁。如果哥哥们也在现场工作，有时我会跟着去开装载机、叉车或起重机。午餐时分，我会帮母亲做饭和洗碗，之后我要么回到废料场，要么去开叉车。
唯一的变化是肖恩。他不再是我记忆中的人。他不再厉声说话，似乎变得心平气和。他正在为GED 复习，一天晚上，我们干完活开车回家时，他告诉我他要去社区大学念一个学期。他想学法律。
那年夏天，虫溪剧场要上演一出剧，我和肖恩买了票。查尔斯也来了，就坐在我们前几排。中场休息时，趁着肖恩离开去搭讪一个女孩，查尔斯慢吞吞地走了过来。第一次，我没有舌头打结。我想起了香农，想起她在教堂与人交谈的样子，想起她友好的欢声笑语，以及她微笑和开怀大笑的样子。就当自己是香农吧，我想。接下来的五分钟，我成了香农。
查尔斯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与我见过的那些男人看香农的眼神一样。他问我星期六想不想去看电影。他提议去看的那部电影俗不可耐，是我自己永远不会去看的那种，但我在扮演香农，所以我说我很乐意去。
星期六晚上我试图成为香农。那部电影糟透了，比我想象的还糟，是只有异教徒才看的那种电影。但我很难把查尔斯看作异教徒。他只是查尔斯。我想告诉他电影很不道德，他不应该看这种东西，但想到自己仍然是香农，我便什么也没说。他问我想不想吃冰激凌，我只是莞尔一笑。
我回到家时，只有肖恩还没睡。我微笑着进了门。肖恩开玩笑说我有男朋友了，那是个真正的玩笑——他想让我大笑。他说查尔斯很有品位，我是他认识的最正派的人，然后就去睡觉了。
在我的房间里，我盯着镜中的自己看了许久。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我的男式牛仔裤，它和别的女孩穿的牛仔裤全然不同。接着我注意到我的衬衫太大了，让我显得比本人块头更大。
几天后查尔斯打来了电话。盖了一天的屋顶后，我正站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灰头土脸，身上一股涂料稀释剂的味道，但他不知道。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第二天晚上，他又打来电话。第三天也打了。他说我们星期五该去吃汉堡。
星期四，拆完废品，我驱车四十英里去了最近的沃尔玛，买了一条女士牛仔裤和两件蓝色衬衫。当我穿上它们，我几乎认不出自己的身体，认不出它苗条有曲线的样子。我立刻脱下衣服，觉得这些衣服不够端庄。严格地说，衣服不算出格，但是我知道自己为什么想买它们——为了我的身体能被注意到——即便衣服没有问题，这个想法也让它们不够端庄。
第二天下午，小工队收工后，我跑回家。我冲了个澡，洗去身上的灰尘，然后把新衣服摆在床上，盯着它们看。几分钟后，我穿上它们，再次被自己的形象震惊。没有时间换衣服了，于是我套了一件夹克，尽管那是一个暖和的夜晚。然后在某个时刻，不知为何，我决定我根本不需要那件夹克了。那一晚接下来的时间，我不必提醒自己是香农；我有说有笑，一点儿也不必装腔作势。
那个星期，我和查尔斯每天晚上都在一起。我们经常出没于公园、冰激凌店、汉堡店和加油站。我带他去了斯托克斯商店，因为我喜欢那里，而且那个副经理总是把面包铺没卖出去的甜甜圈送给我。我们谈论音乐，谈论我从未听说过的乐队，他告诉我他多么想成为音乐家，去周游世界。我们从未讨论过我们的关系——我们是朋友还是别的。我希望他能提起这个，但他没有。我希望他能用其他方式让我知道——比如轻轻拉过我的手，或者用胳膊搂住我——但他也没有这样做。
星期五我们在外面待到很晚，回到家时，屋里一片漆黑。母亲的电脑开着，屏幕保护程序在起居室里投下一片绿光。我坐下来，机械地查看杨百翰大学网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