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苏氏一行达汴京，西冈租了一栋宅子居住。宋代入仕的途径很，单是从贡举的选人已经不少，官员缺额有限，皇祐年间，就已三人待一缺，因此，殿试中式的进士，是任官的资格，做官，尚须通吏部的典选注拟。
轼、辙赶往京，就是参加吏部的“流内铨” 。吏部择人法，举办身、言、书、判四项考试：
身，体貌丰伟合格；
言，言辞辨正合格；
书，须楷法遒合格；
判，须文理优长合格。
四项书、判重。身、言两项，类似现在的面试；面书、判两项，则是应书牍的测验，是做官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经“流内铨”的考试合格，吏部铨派：苏轼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授河南渑池县主簿。
吏部铨叙，注拟州县官幕职，进士及者，例授九品，县主簿是从九品的职官。
但凭年资的任办法，实与北魏崔亮的“停年格”、唐代裴光庭的“循资格”相同，培养官僚，不足拔擢青年才俊，有奇才异士，徒使沦州县吏，很难头，实是国严重的损失。
苏氏兄弟，皆辞不赴。
八月，苏洵被任命试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官虽止从八品，但士夫间所最重的清职，由此登馆阁，践言路，假运气，更迁居院，就入侍讲筵说不定。宋代的清职，几乎无有不试任的，次苏洵布衣召，不试任，说是非常的恩遇，此盖欧阳修力斡旋的结果，但是老苏是不就，他的理由一是待遇太薄，“实贫无赀，六七千钱，诚不足赡养”；二则此仅“试衔”，忍穷耐老，望未必。
他说：“凡人官，稍纾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仿佛。此，皆劳筋苦骨，摧折精神，人所役使，仆隶无几。”几句话，虽尽了千古公务员的伤处，但其真实的原因是在年已老，不堪磨炼。他说：若少年，今且守选数年，窥尚书省门，又待阙岁余任，幸无差错，又守选，又待阙，此熬十四五年，满七八考，又幸有举主五六人，才敢希望改官，“至此，洵年七十矣。譬豫章橘柚，非老人所”，因等不它长结实。（《韩丞相书》）
是年，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召入三司度支判官。
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真宗禧五年（1021）生，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知鄞县四年，通判舒州，中书札召试馆职，贫母老不赴。陈襄首荐，将他与一代儒胡瑷并举，称其笃古，文辞政，亦有闻世。仁宗至元年，欧阳修荐谏官，称其“德行文，众所推，守安贫，刚不屈”。皇祐三年（1051）文彦博、韩维同荐，朝廷任命集贤校理，但他借口累，辞不应命。嘉祐元年王安石群牧判官，欧阳修二次再论水灾状中，王安石与包拯、张环、吕公著四人共荐，赠诗则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怜尚在，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尊酒盍留连。”比李白、韩愈，推许谓极至。但是安石报诗，却说：“他日傥窥孟子，此身安望韩公。”处欧阳韩愈，期孟子，妄尊的口气，欧阳修度宽宏，并不嫌。
其，司马光与王安石同群牧司判官，包拯是他的顶头司。院中牡丹盛，包公邀同赏花，酒相劝。司马光素不喜欢喝酒，碍主人的情面，勉强干杯，安石终席滴酒不沾，包公不强。司马光说：“光是知其不屈。”
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知常州，再移提点江东刑狱，仁宗皇帝万言书，建言国是。安石虽不在京师，朝廷的达官贵人，已熟闻其名，尤其世方争权夺利不暇安石则屡诏不，甘方官，远离名利场，众刮目相，相延誉。
王安石抵京，欧阳修劝苏洵往位杰的名士，但苏洵说：“我知人，凡是不近人情者，很少有不患的。”老苏不愿意有一朋友。
世传苏洵有《辨奸论》一文，痛骂王安石“误苍生者必此人”。又说：“今有人口诵孔老言，身履夷齐行，收召名士、不志人，相与造言语，立名字，颜渊、孟轲复，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一人。”等等，极口丑诋。
此文《嘉祐集》不载，是真是伪，聚讼莫决，若是人伪，则张方平所撰墓表及苏轼本集所见《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是一连串相关的伪物了。不，两宋文人，王安石抱有甚深的见，不但普遍排斥，甚且造许诡异的故中伤他，《宋史》又糊糊涂采入引，此文始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中，邵氏正是一颇具偏见的者，梁启超撰《王荆公传》引李绂（穆堂）《书〈辨奸论〉》，断伪，非无见。
老苏求官，千回百转，始终一合意的职位。至嘉祐六年，儿子忙着准备制科试，老苏百无聊赖，他又再函韩（琦）丞相，一则声明年朝廷除试校书郎，辞不愿赴的原因，继言：“相公若别除一官幸与，愿尽力，就使无补，亦必不至恣睢漫漶伤害王民。……今洵幸诸公所知，似不甚浅，相公尤有意。至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嗟夫，岂官，洵故冗耶！”语意颇有不平。韩琦先曾老苏说，“关你的处问题，几次与欧阳修商量。但是见了面，总是忘记，实在很是奇怪”。老苏就抓住一点，此函的结尾说：“洵诚惧其或有意收复忘，故忍耻一言。”则仍不免有腼貌求人的畏葸。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洵除霸州文安县主簿，命同编纂礼书。很是韩琦与欧阳修商量协力的结果。
一月，欧阳修任参知政（副相），兼任提举太常修礼的工。宋典礼，初沿唐元礼，宋太祖宝年间，曾补遗逸，通今，《宝通礼》二百卷。现在，欧阳太常修订新书，遗略甚，目前所存简牍，日久残，将不应，奏请续编建隆的遗礼。诏许，即苏洵与项城令姚辟两人，专领其。
苏洵的政治理，见其所撰《六经论》者，人类有惜生、逸、安常、知耻等各情，儒礼、乐、诗、易，因其情社行控制，求其演化进步。
生民初，纵逸，无所谓贵贱尊卑、长幼老少，人民逸恶劳，水趋，久，不免相残杀。圣人乃利惜生情，设礼制矫制纵逸，利人类安常知耻的，礼服人。统治者亦必须立德取信，使礼控制人类行、维持社秩序的基本工具；利易的宗教质，倡导尊君崇圣,巩固政治力量；乐的正声，化育人民，使有奉君父；诗畅人赋情；诗的教化阻遏人横流。所，治礼书工，适合苏洵政治理一部分，他就欣接受了。
苏洵认编修礼书，是属史的工，礼书乃史录，所他主张：“遇记，不择善恶，详其曲折，使世知，善恶著。”（《嘉祐集·议修礼书状》）
但有一部分朝士，不，他说：“祖宗所行，不无。若不经，尽芟，无使存录。”目的是在掩恶讳，全臣子义。苏洵不从，径行其是。
其，洵年已五十三岁，阅五年谢世，官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