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年（1077）正月，朔风凛冽，雪纷飞，苏轼一冒着寒风雪行路，将至济南，知齐州的李常，先派急足迎，苏轼次韵答诗，有“敝裘羸马古河滨，野阔低糁玉尘。笑餐毡典属国，换酒谪仙人”句。苏轼常尊公择太白，比北海牧羊的苏武，是酒间的玩笑话，了惯称。
三侄子，迟、适、远在雪中迎候，带领他回，虽苏辙冬赴京，有回，但兄弟两，阔别年，一朝团聚，“酒食淋漓浑舍喜”，真是无比欢庆。
苏辙冬匆匆赴京，是因朝局生了重变化，有意一番观察，寻找活动的机。
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复相，吕惠卿堵塞安石再的谋既完全失败，同年十月，就被知陈州。
神宗凛水旱失常，灾祸频仍，候，又有彗星轸的异象生，帝权虽是至，但是不不怕怒，所避殿减膳，诏求直言。安石进曰：“茫远，未免妄诞。先王虽有官占，所言者，却是人。”
神宗就盯着他：“闻民间殊苦新法。”
“祁寒暑雨，民犹咨怨，此毋宁恤。”安石答。
皇显有被蒙蔽的愤怒，诘曰：“老百姓莫非连祁寒暑雨怨有吗？”
安石碰了钉子，郁郁不乐，就此称病不。但是，神宗有其他办法，是再三慰勉，促令复视。殊不知安石此，曾、吕皆，无人助，依赖他的儿子王雱，王雱虽有才干，底是狂率少年，他彻底打击吕惠卿，却被惠卿反告一状。安石知了，非常责怪他的莽撞，雱恚慎不平，患背疽死。
安石再相，眼前情况，已与从前不相同，皇的信已不往昔，无，屡次称病求。独子忽尔病亡，老人悲伤不堪，万念灰灭，力请解职，神宗知留他无益，才命使相判江宁府，归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在熙宁九年（1076）十月。
新政派的头既皆罢，帝吴充、王珪并同中书门平章。
吴充，字冲卿，与王安石进士同年，年亦相同，又是儿女亲，人关系非常密切。由安石的提拔，熙宁间越两制三十余辈旧人，擢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但在政治，吴充却并不赞同安石的，屡次向皇陈说新法不便，神宗因他一向中立无与，所相。
他一台，处处显示与安石不同。他请帝召司马光、吕公著等，力荐因与安石论不协遭贬斥的李常、程颢诸人，又稍变新法，所修正，甚至将安石兄弟间不睦的，在皇帝面前讲了。
无论从皇帝的意向，是吴充的，是政治一转变的关键。其，苏辙适罢齐州掌书记的职务，他捕捉变局始的机，就匆匆京，书皇帝，力言青苗、保甲、免役、市易四的弊害，“则官吏劳苦，患其难行；则众庶愁叹，愿其速改。今者皇悔祸，启导圣意，易置辅相，中外踊跃，思睹宽政”，所请求朝廷即行罢免前述四弊，不太顾虑，迟迟不决，失民云云。
苏轼不现实，王安石再度罢相，认是一迷信古书、不达世务的者，操持实际政治，不量力，终告失败，借《赠钱人》诗，致其无限的悲悯：
书生苦信书，世仍臆度。
不量力所负，轻千钧诺。
一快意，有余怍。
不知几州铁，铸此一错。
我生涉忧患，常恐长罪恶。
静观殊喜，脚浅犹容却。
况钱夫子，万初不。
相逢更何言，无病亦无药。
政治波浪中，难现一机，在机中，苏氏兄弟表现不同，苏辙是行动者，苏轼是言论已。
苏辙在京，寄寓郊外范镇的东园，蜀公与苏是乡世旧，留辙在京度岁，所至今未回。李常邀苏轼游济南名胜——明湖，临水设宴，举行折花盛，公择又取他的外甥黄庭坚一束诗文稿，请轼指教。其，庭坚仍在北京国子监教授，虽是无缘相见，但苏轼位养深厚的人，有更深一层的印象。
苏轼在济南弟弟住了月，日与李常纵谈剧饮，他说喝几乎头浸酒了。二月旬，才离济南，苏辙京迎，相遇澶濮间的，苏轼赴杭，又移知密州，兄弟二人不相见者，已经七年了。
苏轼约他老弟同往河中，不料行至陈桥驿，奉诏告，又被改知徐州军州。相将至京师的陈桥门，却门官所阻，有旨，外官非奉诏，一律不许入国门，是，同回东园，《栾城集》诗《南京寄范景仁》，有云：
敝裘瘦马不知路，独向城西寻隐君。
…………
欣我解东阁，明窗净几舒华茵。
…………
我兄东东武（密州），走马见黄河滨。
及门却遣不入，回顾行无人。
东园桃李正，门借与停车轮。
…………
留连四月听鶗鴂，扁舟一浮奔浑。
…………
苏氏兄弟在东园一住两月，说是苏轼长子迈娶妇京师，恐亦不尽此。其迈年十九，娶的是同乡王宜甫的女儿。通行早婚，苏轼是十九岁结婚的，苏辙更早，有十七岁。
苏轼不久，东园主人范镇忽有嵩洛游，苏轼诗送行，有“人真暗，闲退岂公难。吾何病，言深听者寒”句，盖从前新政派逼迫范镇退休，王安石又剥夺一切应与的恩礼，苏轼颇不平，此才敢一吐。
范镇行前，设宴东园别，似有不少叮咛，所苏轼《次韵景仁留别》诗，有“临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岳”的话，其间蛛丝马迹，他三人正在进行一计划，蜀公此行就是鼓励那位在洛阳闭户纂书的司马光，山匡救弊，抚慰苍生。
些元老，虽身在江湖，仍存社稷，今则更有“安石已矣，其帝何”的关切。范镇与司马光谊非常深切，在朝议论一口，司马光信笃诚君子，所，说动君实山，范镇是一人选。
范镇洛阳与司马光的讨论何，虽不清楚，但司马光曾洛阳贻书吴充，书曰：
新法行，中外汹汹。民困烦苛，迫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急，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谋。此五者，必先别利害，言路，悟人主。
……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瘤疾矣。
司马此函，与苏辙神宗皇帝书的建议，一辙。
此“曙光一现”的转变期中，苏轼回别已七年的京城，却另有一番特别的感受。检点变法初，在京所言论，狂热的意气，缺乏冷静思考，有很不尽合理处，至安石已，反觉今日朝堂中，就缺乏像他一敢敢的勇者，痛检点，颇有悔意。
宋至熙宁年间，国处境，非有一番彻底变革，无救危图存。荆公变法，原是适应势求的产物，并世诸贤，亦莫不抱有求新求变的意图，即使苏轼，努力揭陈弊，亦未始不是力主变革的人，且部分意见，有与荆公不谋合处。朱熹论曰：
熙宁变法，亦是势此，凡荆公所变者，东坡亦。及见荆公做狼狈，遂不复言，却攻他。
朱熹论苏，不免门户见，并不公平，苏轼评新法，早在变法初，岂是他狼狈，才落井石的。不争论，言落笔，太意气，却是实。苏轼今回顾，年有一方面不那偏执，依神宗目前从善流，情形绝不现在糟糕。次离京，在与老友滕达（元）书中，痛悔咎：
某面见一言者，盖吾侪新法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论。虽此耿耿，归忧国，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今圣德日新，众化。回视向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欧阳修次子欧阳奕访，亦曾劝他。
奕字仲纯，官光禄寺丞，听说苏轼住在东园，他就襆被访，床夜话，直光白。他有说不尽的话题，谋忧，无所不谈，仲纯所关切的，是政治场中，人情险恶，劝苏轼必须保身远祸。苏轼十分感动，他说：“仲纯说话，那副恳挚的神情，完全文忠公一模一。”
二苏住在东园，等待主人归，期间，苏轼忙长子完婚，次子医病。
苏迨先不足，幼不行，虽走，但身子依单薄，
（本章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