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前“七子”标举格调，主张诗歌师法汉魏与盛唐轻视六朝与宋代，少数诗人诗论陶渊明偶有微词，但明代绝数陶渊明的接受者是公认陶一流诗人，陶渊明在文史的位进一步确认，人常将他与屈原、杜甫并列，甚至有人认他是《诗经》的一人：
陶公三代一流人物，其诗文两汉一等。惟其次高，故其言语妙，世慕彼风流，未尝不钦厥制。
——何孟春《陶靖节集跋》
晋处士植节板荡秋，游名利外，其诗冲夷清旷，不染世俗，无，故语皆实际，信《三百篇》一人。
——何湛《陶韦合集序》
情所蓄，无不吐；景所触，无不写入，晋惟渊明，唐惟少陵。
——王圻《稗史》，引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诸本评陶汇集》
更重的是，明代的诗人、诗论陶诗专获了己的期待视野，不再像金、元人那通苏轼的眼光陶，因，明人陶渊明文本具有新颖的艺术感受与理解，黄文焕、许夷、锺惺、谭元春等人陶诗提供了较有深度的艺术解释，无论是褒是贬不拾人余唾，既断己意又言理。
明初的国文臣宋濂在《题张泐陶诗》中说：“陶靖节诗，展禽仕鲁，三仕三止，处冲，言制行，不求甚异俗，动合，盖节，质文，风雅亚。”其弟子明初理方孝孺则从人生态度推崇陶渊明：“吾尝陶渊明有取焉。渊明琴，琴无弦，曰但琴中趣，虽无音。嗟乎！琴乐众人者，其音耳，渊明并其弦忘，此岂玩物待外者哉，盖必是善物……渊明属意菊，其意不在菊，寓菊舒其情耳。乐乎物不玩物，故其乐全；乎物乐，不损己趣，故其周。” 另一理薛瑄从“真情”的角度推崇陶诗：“凡诗文真情则工，昔人所谓肺腑者是。《三百篇》《楚辞》、武侯《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靖节诗……皆所谓肺腑者。故皆不求工。故凡诗文，皆真情主。” 明初有复古倾向的吴讷认诗文格代降，四言诗崇《诗经》，五言诗崇汉魏，将晋代诗人置曹、刘，唯独认陶渊明的四言、五言诗，它视文史的例外，不仅不是格代降，其就反超了文高峰的建安：“《国风》《雅》《颂》诗，率四言章，若五、七言句，则间仅有。《选》诗四言，汉有韦孟一篇。魏晋间者虽众，惟陶靖节最，村刘氏谓其《停云》等突建安，是。” 他认“五言古诗，载昭明《文选》者，唯汉魏盛。若苏、李，曹、刘，固一冠。究其所，则皆宗乎《国风》与楚人辞者。至晋陆士衡兄弟、潘安仁、张茂先、左太冲、郭景纯辈，前继，皆不曹、刘轨辙；独陶靖节高风逸韵，直超建安。” 化、弘治年间的文坛领袖李东阳，提格律声调主内容的格调说，评价诗人格律声调褒贬，但从不刻意讲求句格声调的陶诗仍识其妙处，他在《麓堂诗话》中称赞：“陶诗质厚近古，愈读愈见其妙。韦应物稍失平易，柳子厚则精刻。” 他的弟子何孟春陶诗更礼赞有加，许陶“西汉一等”。
七子派李东阳复古主张格调说承风接绪，前七子七子中许人并有承续李东阳尊陶的倾向，反现不少贬抑陶渊明的议论。在何景明、胡应麟等人眼中，陶渊明又降二流诗人。招致陶渊明减誉的原因是什呢？
七子派持格调说论诗，因不满台阁体的庸弱肤廓，转高揭复古求真诗的旗，一“操觚谈艺士翕宗，明诗文斯一变” 。前七子领袖一李梦阳在《缶音序》中偏激断言“宋无诗”，认“不的古，苦无益” 。胡缵宗在《胡苏州集序》中进一步提：“诗必《三百篇》准，汉魏次，舍是虽工，犹弃源寻委，舍根培枝，况未工乎？”七子派中人有强烈的崇古倾向，认体因日变格代降，王世贞在《刘侍御集序》中说：“西京至今千余载，体日益广格日益卑，前者毋尽其变，者毋返其始。”胡应麟在《诗薮》外编卷二中说：“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阶级森；枚、李、曹、刘、阮、陆、陶、谢、鲍、江、何、沈、徐、庾、薛、卢，诸公品秩。其文日益盛，古意日衰；其格日变新，前规日远。” 由此，他顺理章师古的结论：“行远迩，登高卑，造等。立志高，取法远，精艺衡。世日降，汉、魏，犹惧晋、宋；晋、宋，靡弗齐、梁矣。” 诗论肯定“因情立格”，将诗情置诗格，“因情气，因气声，因声绘词，因词定韵” ，人通诗歌的音韵、格律、声调求古人的真情。在理论并有什错，是在实践中情况并不那简单。汉魏古诗中那内在的格力风神，那精力弥满的生命冲力往往难握，诗歌外在形式的格律、音韵、声调却不难辨识。七子派的流弊是徒拟古诗的格调遗失了古诗的精神，在创实践一味格古、调高、声宏相夸示，在批评中往往扬赝品抑真诗。陶渊明就是理论批评的受害者。
前七子的代表人物一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首高论：“夫文靡隋，韩力振，古文法亡韩；诗弱陶，谢力振，古诗法，亦亡谢。” 此说遭清人的严厉驳斥：“此直是英雄欺人语。古文法亡韩，近人犹有拾其唾余者；至评陶诗弱，尤属谬妄。此七子所七子。彼但知《明月篇》（何景明）耳，又安知陶、谢。” 一“谬妄”论在七子派中居有同调。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曹、刘、阮、陆古诗，其源远，其流长，其调高，其格正。陶、孟、韦、柳古诗，其源浅，其流狭，其调弱，其格偏。” 胡氏认写诗的一义是追慕远古的源头，“拟汉不涉魏，拟魏不涉六朝，拟六朝不涉唐”，揣摩古人的格调声腔，直至拟袭“无毫遗憾”。他说“文章有体裁，凡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行”，果“其题者，不其格，便非本色”。因此，他指责陶渊明的《归兮辞》虽本《楚辞》却不像楚那“哀怨切蹙”，陶的四言、五言诗尽管“夷犹恬旷，陶一语，律建安，面目顿悬殊”。就是说，写辞赋就像楚辞那哀怨忧蹙，写古诗就像《十九首》那“寓感怆平”，陶竟甩前人的模子独辟一，所便“非本色”，不，便源流不远，路不正；加陶渊明又不模仿古人腔调，所便是“调弱”，便“格偏”。胡氏在同书中说：“陈王诗独擅，诸体各有师承。惟陶五言，千古平淡宗；杜乐府，扫六代沿洄习。真谓启堂奥，别创门户。终不彼易此者，陶意调虽新，源流匪远；杜篇目虽变，风格靡超。故知三正迭兴，未若一中相授。” 在胡应麟，诗歌创必须“诸体各有师承”，“别创门户”就是无法无，鼓励因袭陈规反独树一帜。他将古诗分二格，并将陶所创的平淡一格视偏门：“古诗轨辙殊，不二格。平、浑厚、悲怆、婉丽宗者，即前所列诸 ；有高闲、旷逸、清远、玄妙宗者，六朝则陶，唐则王、孟、常、储、韦、柳。但其格本一偏，体靡兼备。” 他认陶的四言诗“身不正”：“晋，若茂先《励志》，广微《补亡》，季伦《吟叹》等曲，尚有前代典刑。康乐绝少四言，元亮《停云》《荣木》，类其所五言。，叔夜太浓，渊明太淡，律雅，俱偏门耳。” 陶渊明的四言、五言诗在胡氏眼中左旁门，他在胡应麟所续的诗史“谱系”中就被打入了另册：“古诗浩繁，者至众。虽风格体裁，人代异，支流原委，谱系具存。炎刘制，远绍《国风》。曹魏声，近沿枚、李。陈思，诸体毕备，门户渐。阮籍、左思，尚存其质；陆机、潘岳，首播其华。灵运词，渊源潘、陆。明远步，弛骤太冲。” 陶渊明在诗歌史像是一位找不“父辈”的外人，他又被胡氏排挤在诗歌展史外：“建安首称曹、刘。陈王精金粹璧，无施不。四言源《国风》，杂体规模两汉，轨躅具存。其才藻宏富，骨气雄高，八斗称，良非溢。公幹才偏，气词；仲宣才弱，胜骨；应、徐、陈、阮，篇什寥寥，间有存者，不子建范围内。晋则嗣宗《咏怀》，兴寄冲远；太冲《咏史》，骨力莽苍，虽途辙稍歧，一代杰。安仁、士衡，实曰冢嫡，俳偶渐。康乐风神华畅，似授，骈俪已极。至玄晖，古意尽矣。” 胡应麟认陶渊明算二流诗人，既不像苏轼捧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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