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我阐述了余光中诗论中有关“现代诗中国化”的特征、途径步骤，面再他就“现代诗中国化”的主观条件所做的理论思考。
首先他论述了中国现代诗人应有的精神结构。十八世纪的西方诗人“抑激情扬理，十九世纪的诗人则反，抑知纵情。是者的感便分裂不调”，“主知的古典，重情的浪漫，原是‘艺术人格’的两倾向。抑知纵情，固导致感伤，分压抑情感，导致枯涩与呆板，终至了无生气”。 余光中认诗人的精神结构应保持统一完整，情与理应达致谐平衡，既不使理强压抑了情感的抒，致使诗歌僵硬寡情；不让情放纵导致非理。今“中国的新诗面临空前的危机”，就是由诗人跟着西方人哄，“反理，反价值，反感，至反社，反文化”，些文化“虚无主义者”声言“表现赤的人，是他表现的人实在接近兽”。 他认“诗人的生活，主是内在的生活；诗人的热情，主是感知的熟，及两者的适度融” ，，诗歌就“充溢着智慧，但是不喋喋说教；充溢着感情，但是不耽恋；富感官经验，但是不放纵感受”。
其次，他阐明了诗人与代的关系。他认中国1949年前的诗人“面临一共同的困境：早年难摆低迷的我，中年又难接受严厉的现实，在人与集体的两极间，既无桥梁通，又苦无两全计。……从徐志摩、郭沫若何其芳、卞琳，中国的新诗人往往从一极端跳另一极端”。他认一诗人投身代的洪流中，与代的脉搏一跳动，但又不被代的洪流所淹，让己被众削平类的平均数，有独特的“常人”。“真正的诗人一面投入生活，一面又保全，有两全计。” 余先生说“一诗人应该超越”“不仅止反映他的代”，新代的报春鸟。
最，他论及诗人待生活与生命的态度。在点他十分欣赏国诗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情人的争吵’最说明佛洛斯特生活的态度：他是热爱生活的，但同他不满意生活，不那不满意究竟算是情人的苛求，不是仇人的憎恨。” 人必须有某意义价值己生命的支点，“无论外在混乱、痛苦，一人果活，仍需价值意义”。余光中的情怀近悲壮：“人生原悲哀，写人生，往往就是在写生悲哀。是悲哀尽管悲哀，并不就等怜弃，向命运投降。” 从古至今的诗坛师“有一不是肯定生意义的”，“混乱属代，但信仰属人”。 他认中国现代诗人应将寻找生命的“意义”己创“最严肃的主题”。
余光中先生的诗论既有诗人的敏锐直觉，有者的缜密分析，他将创造繁荣“中国化的现代诗”己毕生的使命，从少至老念兹在兹，中国现代诗长的年轮必将融进他的艺术经验理论智慧，中国未的李白杜甫必将仰承他的余韵流风。
原刊《华中师范报（人文社科版）》
200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