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引进“人民”一价值尺度，古代诗人诗歌评价的基点由“忠君”转向了“爱民”，无疑是一历史的进步；且它给诗论提供了一新的视角，按理说应该给古代诗歌研究带繁荣。实前几十年不仅有留少沉甸甸的研究果，反在该领域留了丛丛弊端一片荒芜。
我丝毫不认一价值尺度本身有什问题，不怀疑在该领域耕耘的前辈者一价值尺度的虔诚态度，更不敢菲薄前辈者的识素养，我是叩问历史：问题在哪儿？我应从中吸取哪些启示教训？
首先，在研究古代诗人诗歌的候，任何一理论范畴不一统一甚至唯一的价值尺度。古代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歌所抒的是诗人无限丰富复杂的情感意绪，有一“放四海皆准”的范畴涵盖笼罩所有象。果一尺度品评一切古代诗人诗歌，那尺度必定僵化生硬的套子，研究象削足适履或圆凿方枘，各异的诗人弄死板同一的面孔，姿态万千的诗歌解释千篇一律的模式。
其次，必须剥离批评尺度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意识形态的范围中研究者觉或不觉屈从政治的需，使古代诗歌研究政治的附庸，曲解、肢解或误解古代诗人附的政治权威，，由的思考独立的判断就了空话，研究者无从保持价值中立、感情淡化持论平允。
代即将跨进二十一世纪的门坎，一段令人沉闷窒息的术历程将历史。我所特在儿重提旧，就是了避免今的古代诗歌研究重蹈覆辙。
原刊《反思与超越——20世纪中国文与理论批评国际术研讨论文集》
华中理工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