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的另一功就是知识的承传，所谓“知识的承传”不外乎知识的继承、扬与更新。古代知识的主载体是书籍、金石图谱，因，从文献的角度具体说，“承”是指书籍、金石图谱的搜集、整理与保存；“传”是指书籍、金石图谱的流通与传播。
先阐述郑樵关文献搜集整理方面的卓识。长期“身在草莱”独处僻壤的一介寒士，他不顾己生活中的“厨无烟火”，经济的“穷困至极”，尽己的毕生精力搜残辑佚，他在晚年的《献皇帝书》中述说：“搜尽东南遗书，搜尽古今图谱，又尽代鼎彝，与四海铭碣。遗编缺简，各有彝伦；篆梵书，亦厘正。是提数百卷书，徒步二千趋阙，纤尘补嵩、华，涓流益沧海者。” 郑樵文献强烈的知识论取向，导致他不断扩展知识文献的搜集范围：（一）搜集整理图谱。郑樵深知“图谱”关系“术者” ，图谱与书籍二者“不偏废”，“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书至博，即图求易，即书求难” 。向、歆父子编撰《别录》《七略》，“尽采语言，不存图谱” ，此他厉声谴责说：“歆向罪，通！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七略》，收书，不收图，艺文目，递相因习，故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藏，但闻有书已。萧何图，此委。” 他撰写《通志》“臆”，特撰《图谱略》，且依据己“编次必记亡书”的主张，将《图谱略》分两部分：“一曰记有，记今所有者，不不聚。二曰记无，记今所无者，不不求。” 在“记无”一部分又将已散佚的图谱分“理”“”“纪运”“百官”“《易》”“《诗》”“礼”“乐”等二十六类。清代的四库馆臣反指责郑樵撰写《校雠》《图谱》《金石》“析别类，不亦冗且碎乎” 。直姚明达才在《中国目录史》中称赞说：“古提倡图画表谱，意识最清，力最，固未有逾郑樵者。” 一评价给予了郑樵迟的公正。
郑樵在文献史“意识最清，力最”的有金石，他金石的术与历史价值有深刻清醒的认识：“方册者，古人言语。款识者，古人面貌。方册所载，经数千万传，款识所勒，犹存其旧。盖金石功，寒暑不变，兹稽古，庶几不失真。今艺文有志金石无纪，臣是采三皇五帝泉币，三王鼎彝，秦人石鼓，汉、魏丰碑，苍颉石室文，逮唐人书，各列其人名其。” 他的《金石略》金石依朝代先分十二类，由历史条件的限制，收罗或许有不少遗漏，鉴别或许偶有疏忽，但不因此否定其义例精。
因长期在搜集文献中积累了量的经验，郑樵论求书法就有很独秘：“求书有八：一曰即类求，二曰旁类求，三曰因求，四曰因求，五曰求公，六曰求，七曰因人求，八曰因代求，不一所求。” 求书八法搜集文献穷极苦，“谓曲尽求书，非沉湎典籍者不知”，胡应麟满口称赞“郑樵论求书，备矣精矣” ，章诚同认“求书，即郑樵所谓其有八，无遗议矣” 。郑氏求亡书有不少精绝的见解：“书有亡者，有虽亡不亡者，有不不求者，有不求者。《文言》略例虽亡，《周易》俱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乐府俱在。《三礼目录》虽亡，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取诸十三代史。” 则议论中有高见有疏漏，章诚在《补郑》中指：“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亦有言太易者，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取诸三《礼》。’则今按《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与刘向篇次不同，是日必有说矣，今不见。” 有些已经亡佚的古书，虽从现存的古籍中辑佚一些零缣寸楮，但古人引书或者改动原文，或者曲解原意，或者颠倒次序，或者引的是不同版本，辑佚本与亡佚的原书必入很，有甚至面目全非，所古书是否“名亡实不亡”，根据每本书的具体情况论定。郑氏有《阙书备世论》：“古书籍，有不足前朝，足世者。观《唐志》所旧书，尽梁书卷帙隋。盖梁书至隋所失已，卷帙不全者又。唐人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搜访图书，所卷帙隋，复有梁者。《陶潜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诸书此者甚。”郑樵《校雠略》中的些诊断，有清一代的辑佚风。，些议论是精识与纰漏兼有，果世按前人的书目勤加寻访，求前代遗留的残卷，但古书卷帙的分合代有不同，“竟卷帙寡，定古书全缺，则恐不尽信” 。他另有《亡书世论》《亡书民间论》各一篇，议论见人所未见，但他忽视了世因求财伪、民间因求赏伪的问题，很求书切反被伪书所愚。
文献的整理是郑樵文献理论实践中最精彩的部分，主体现在他的“类例”原则。他认识“术苟且由源流不分，书籍散亡由编次无纪” ，编次书籍就确立类例原则。杜定友在《校雠新义》中遗憾指：“古言类例者，未尝离书立类，盖其职司典守，奉命编次，故一代有一代书，一代有一代目。编目既竣，厥职乃尽，未尝编目世守职，未尝类例专门。类例条别，惟既有书依归，未尝世法。” 在郑氏前有文献的实践，却有文献系统的理论反思，是因书立类，未尝立类分书，所典籍的整理分类因代变，因人异。郑樵才一次提立类明书的理论原则：“不专者，书不明。书不明者，类例不分。” 他依据己类例的术旨归分类原则，典籍进行了全新的分类。关他的“类例”理论，将有另文专门讨论，不拟展论述。
关文献的保存与流通，他提了不少精辟的意见。首先，他认册府校书应该由长期从校雠的专担任，《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说：“求书官不不遣，校书任不不专。……司马迁世史官，刘向父子校雠禄，虞世南、颜师古相继秘书监，令狐德棻三朝修史任，孔颖达一生不离校官。若图书备，文物兴，则校雠官岂不久其任哉！” 首先，由该领域的专任册府校雠官才整理保存文物典籍，使书库的图书充实完备；其次，经由图书分类使“百九流各有条理”，的“专门书”“虽亡不亡” ；最，他强调文献的流通：“三馆无素餐人，四库无蠹鱼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 从汉代向、歆父子清朝的四库馆臣，从官方校书官人藏书，基本有文献文献的流通与知识的普及。官方册府进行文化垄断，典籍不向平民放，书阁属人秘藏，很少有人藏书提供众阅览。书籍的流通问题极少被人提及，更有被人深入探讨，郑樵是提探讨问题的先导。了让“千章万卷，日见流通”，他做“凡目书明晓”的编目求 。些方表现了郑氏文献思的人处，体现了他文献知识论取向的平民色彩。
尤其让人感惊叹的是，郑樵特别重视知识的接受与传播，他一方面高度肯定华僧译经在传播域外知识的贡献：“七音韵，西域，流入诸夏。梵僧其教传，故此书，虽重百译远，一字不通处，音义传。华僧从定，三十六母，重轻清浊，不失其伦，万物音，备此矣。”另一方面，他又致憾儒思文化不传播更远：“今宣尼书，中国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阯，北则朔易，皆吾故封，故封外，其书不通。何瞿昙书入诸夏，宣尼书不至跋提河，声音，有障阂耳。此罪。” 涉及世界文化知识的流，难的是郑氏与异域文化知识的流持一平常的态，既有古人常见的那文化的傲，有今人面西方文化的那卑，他是主张各国民族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平等流，就像他主张书籍应广泛流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