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次书籍离不“辨体”“辨义”“辨人”，《汉志》的“通释”，少不了辨伪：或辨典籍属伪书，或辨其内容伪造，或辨者属伪托。同是“知识考古”的题中应有义。
《汉志》进行辨伪相复杂，有典籍既属伪书，者是伪托，情况是书与人伪。文论及的“”类《关尹子》，关尹子其人就是子虚乌有，《关尹子》其书又岂真？
人与书均伪再细分两不同的情况：有伪书内容全属伪造，伪书就一无取；有伪书中有真、真意或真情，即古史辨派所谓“伪书中有真历史”，伪书便有很珍贵的历史价值。《通释》很注意者与书籍辨伪，但伪书并不是一概弃弊屣。《汉志·诸子略》“”类首载“《伊尹》五十一篇”，并注明者即“汤相”。次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同注明者“吕望周师尚父，本有者”。梁启超怀疑在文明初启，怎写几十篇或几百篇此篇幅的著？因他说二书“断其必诬”。《通释》在二书叙录中不仅断其书伪，分析了古人伪的理动因：“君人南面术，所甚早。必君臣分既立，斯论始有所传。其不夏殷前，无疑。顾夏殷世，君人南面术虽已萌芽，初但口耳相传，至周末诸子，各述所闻，始著竹帛耳。《淮南子·修务篇》有云：‘世俗人，尊古贱今。故者必记神农、黄帝，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因贵。’知诸子书，例托古，不足怪。” 有像张先生深明古书通例的人，才写入情入理的叙录，不是满足简单指斥其伪，是细致分析先秦普遍伪的原因。有些者一见其书既属伪书，便断定其义必无取，张先生则认周末诸子很书虽依托，但书中内容并非全是伪造，他在《太公》一书的叙录中说：“世言术者，使其书见重世，故必依托古初，高远其所从。言术者必推本伊尹、太公，犹言方技者必推本神农、黄帝耳。此类书战国兴最，必前有所承，非尽臆说。者籀绎遗文，慎思明辨。” 其书虽伪托但义并非杜撰，战国期些伪书仍值人细读明辨。张先生在《广校雠略》中强调“伪书不尽弃”：“者遇伪书，降低其代，平静气察其失利弊，虽晚赝品，犹有观，又不容一概鄙弃。”
《汉志》中的少数典籍尽管其书不伪，但其内容全是杜撰臆造，《通释》此类书籍者毫不假辞色。《汉志·六艺略》“春秋”类收录了“《太古年纪》二篇”，顾实称书的内容“皆汉古说”，张先生则认类“年纪”形式写的历史书籍，者毫无历史责任感，内容毫不足取：“羲农前，见纬书，其书已不完。即其所存者观，荒诞不经说，犹各国古史有神话。诸纬书所述古，始三皇，继分十纪，抵臆造。荒远无稽，不足信。古人撰《书》，断唐虞。司马迁曰：‘唐虞，不记已’（《龟策列传》）；‘神农前，吾不知已’（《货殖列传》）。又称‘百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五帝本纪赞》）。知昔贤阙疑义，不及。纬书西汉末，故有撰《太古年纪》欺世者。考《礼记正义序》有云：‘伏羲前及伏羲，年代参差，所说不一。纬候纷纭，各相乖背，且复烦无。’是其说世诟病，由久矣。” 类所谓“年纪”“史书”，根本就违背了历史“无征不信”“闻阙疑”的术原则，者有意了人目的凭空滥造，难怪《通释》严厉斥责它“荒诞不经”。《太古年纪》类书籍的恶果，造读者历史知识的混乱尚在其次，因由严肃的史纠正，最恶的是它带坏了一代甚至几代风，哪怕其书久已亡佚，其流毒仍难消，那些投机取巧者见跟着伪。《通释》接着指它的恶劣影响：“《汉志》著录《太古年纪》虽仅二篇又早亡，其余绪未绝，影响深远。世若蜀汉谯周《古史考》，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唐人司马贞《三皇本纪》，宋人罗泌《路史》、金履祥《通鉴前编》，皆其嗣音。”是追索伪的游源头与流余波，是在“考镜”伪的渊源流别。最，《通释》阐述了现在史所取的严谨态度：“今日言太古，必须科律令，从实际考察，遗物证验，始推知其年代，固非徒据书本，所逞臆空谈者矣。” 今术界抄袭伪风盛行，不知有少人像张先生所说那，将“科律令”装在中？
张先生本人倒是身体力行，在《通释》中常利现代的土文物证明前人论定的伪书不伪，《汉志·兵书略》“兵形势”类录“《尉缭》十六篇，图五卷”，清代姚鼐、谭献等人断定此书“伪书”，不是“人杂取苟书已”。张先生在此书的叙录中则说：“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期墓葬中，土先秦古籍竹简数千枚，兵书。《尉缭子》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诸书俱在。藏，已历二千一百余年，信先秦遗编无疑。《汉志》杂有《尉缭》二十九篇，注云：‘六国。’《隋志》杂有《尉缭子》五卷，注云：‘尉缭，梁惠王人。’则与孟轲同世。” 土文物铁证山，所谓《尉缭》属“伪书”的言论不攻破。不管是证伪是证实，最靠的办法是像张先生“拿证据”。
，《汉志》中直接土文物证伪或证实的典籍不，《通释》书籍辨伪最的方法是考史志验证其书籍与者，考本书验证其内容前是否吻合，考他书验其是否原著。张先生说鉴定书真伪万不轻率：“世鉴定伪书者，固贵有证，尤贵有识，否则必不伪伪，则宁复有保信书！” 他在《汉书艺文志释例》中罕见的严厉语气批评世那些未“深明著述本原”的者，“书未卷，先辨真伪，苟未其主名，辄臆定赝鼎，任情轩轾，随声是非，终致经典束阁，不思窥览，岂不悖哉” ！《通释》辨伪的方法既非常科，态度十分慎重，有虽意有未安但查无实据，就存疑，从不轻断语称某书伪书，某者属伪托，真正达了他己所悬的术高标：“持论归乎至平，立义期有据。” 《通释》的知识考古既体现了张先生的博深识，体现了他治态度的认真严谨。
原刊武汉《图书情报知识》201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