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钱二人的清代术史受西方史的影响，明显具有现代术史研究的特征。他二人倾宏叙，给人高屋建瓴势破竹的印象。钱著一章“引论”分两节，节“两宋术”，节“晚明东林派”，二章至十四章分别阐述十几位清代“代表”者。章节安排充分体现了“纲举目张”的特点，凸显清代术是宋明理的承续。梁著《清代术概论》则“代思潮”主线，佛教生、住、异、灭的流转理论将清代术展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 全书中论旨是阐明清代术是“宋明理一反动”，其主观动机历史效果“与欧洲文艺复兴绝相类”，它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序曲端。梁、钱二公让术史承担了远非术史所承担的重任，或者建构弘扬儒统，或者从传统文化中现代文明。不避免给他的术史带了偏颇：首先是术史的越俎代庖度诠释，因著者的焦点是己的文化关怀或社关怀，无形中让术史迁就己的观点，导致术史的扭曲变形；其次是使术史向思史倾斜，关注的重是“思”非“术”，术渊源、治门径、问、术理路、术境界等，在很程度反被著者忽视；最，宏叙的一处是给人条理分明的阅读感受，但有清近三百年术史的展竟此层次清晰，又易让读者产生怀疑：者是否隐或遮蔽了某些重的术史现象？是否将有的东西塞进术史中并加夸张放？否则，术史怎刚按编者的思展？怎那秩序井有条不紊？比梁任公将清代三百年术展装进佛教“生、住、异、灭”的框架中，很容易让人“肯定、否定、否定否定”解释一切的思维模式。
《别录》《条辨》深老祖宗的秘传，在内容不外乎“叙录”群书，在体式仍属校雠范畴，但张氏在“远绍前规”的同，写法又有不少展变化。每篇“叙录”“首必致详者行”知人论世，接或提钩玄明者，或述师友明术渊源，或究论证失见者才华，或品见识高低显术境界，二书前面必冠者《序》全书“导论”。“叙录”比叙群才，“序”综观一代，二者相益彰，既阐明“一代术兴替”运，推明一代术“风气窃变机”，又细致分析者的术，平亭各派的术是非，且避免了“叙录”体式琐碎饾饤弊。
《清人文集别录·序》鸟瞰一代术兴衰：“有清二百六十余年间，凡数变。”清初“，原本经史，不忘经世，非特有殊宋、明理诸儒空谈，复不同乾嘉经师琐碎，体兼该，气象博。此一期”。“乾嘉诸儒，从朴，不厌精专，非特理董周秦故书，秩就理，即文、历算、舆、乐律、声韵、文字、训诂诸，亦各极其湛深，明甚广。陋者，则又群趋褊途隘，蔽一曲暗理”，此又一期。“降至嘉、，禁网渐疏，者始稍稍论政文。鸦片战，外侮迭乘，志士扼腕，尤思致见。是依附公羊今文，盛张微言义绪。鼓吹变法维新者，卒托此行其说，力辟墨守，广揽新知。此晚期。” 则文字片言居，论及有清近三百年术的分期、每一期风的特点及其因。书中的六百篇“叙录”则是则“导言”的展深化。试《别录》涉及的清末术例，国门被列强的洋枪洋炮打，士人目睹国积贫积弱的惨象，清醒意识儒生一辈子穷经考礼，己是浪费生命，国则贻误苍生。此人无论是趋新是守旧，无一不“论”；无论是主张放是坚持闭关，无人不“喜言洋务”。他经书的态度生了逆转，由从前俯首尊经一变离经咒经：“古治者，莫不有愚具。唐虞迄周，愚礼、乐；汉迄今，愚《诗》《书》。礼、乐兴，使人拘；《诗》《书》行，使人迂。……人所，岂有不顺民。吾固秦始皇燔书坑儒，不知治。” 经典的憎恶态度偏激言辞，是稍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店”的先声。《别录》《条辨》不仅细致辨析了清代术展的内在脉络，详尽论述了清代各期风的特点与变化。
文中随将梁、钱二公的清代术史与张氏的《别录》《条辨》进行比较，绝不是在三位师间有所轩轾，更无意分什高优劣，是试图阐明“别录”方式从术史著述有其优胜处，传统体式仍具有强的术生命力。
张氏在二十世纪中期仍两千年前的体式进行术史写，并非落己的代，不是他喜欢抱残守缺，是由他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强烈信。长期，术研究一直在走极端，古人唯古是从，今人唯洋是趋，者常人的术话语谈论人提的术问题，让传统的术思迁就西方的术范式，不是圆凿方枘便是扞格难通。几十年前刘永济先生在论及《别录》，就曾说“今人具此根柢者甚罕，读此书者已不矣” ，李勤先生说今《条辨》的“读者未必” ，读着二位先生的预言，眼的现实，不禁悲从中。在今世界的术语境中己的声音，我就一方面昌明国故，一方面融新知，在吸取西方现代术思的同，千万别忘了己的祖传秘方。
原刊《读书》2006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