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羨慕雷颐工的方那充满“历史”。收他寄的新书《取静集》先读《序》。我书总爱先读序文。序文难写，写，书一定不差。我向怕写序，正是担坏了全书几万字的功德。雷颐本书充满者聊的清幽境界，袅袅薰《序》了。我猜那跟他一九八五年就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是分不的。他说，位於王府井街东厂胡同一号的研究所，明代是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清代是慈禧宠臣荣禄的府邸，荣禄将送给袁世凯，袁世凯民国初年又送给了黎元洪，了黎元洪的总统府。再，那方又了北文科研究所，罗常培、汤彤、郑挺、贺麟、向达、唐兰、梁思永等一批鸿儒硕在那工、居住。胡适在北校长任住在面。雷颐说，在的方研究历史是深具象徵意味的：“曾经在进进的忠臣孽子、豪傑奸雄、武夫文人，曾经在酝酿动理与谋、正义与邪恶、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似乎又全在历史的风云际中幽幽浮现。”是，在他的周围，古意盎的四合院渐渐变拥挤不堪的杂院，杂院一夜间彷彿又变了高档厦。毗邻的中科院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正在准备离中，迁往边缘，原址将由商建商厦写字楼。
（二）
正是雷颐说的从“文化中国”转化“市场中国”的现象，他所熟悉的前术的困境，难免又“蹒跚经济政治间”了。前一阵子，有一位陆的新闻工者跟我谈中国面临重组价值观的问题，说知识界担忧企盼的複杂情，包括他己在内。我那午谈很纵横，他甚至认香港的特区政府很幸运，不必面辣手的问题。我说他面的是另一套价值观的重组问题：洋中的问题。他问我说：“你最担忧的是什？”我说我最怕的是特区政府高官的两表情：一脸茫一脸狡黠；茫，怕的是他真的不清利害；狡黠，怕的是他低估了利害。他笑弯了腰。
我并不是在玩笑。我谈的那许担忧企盼乃至那些担忧企盼衍生的现象，《取静集》的篇文章谈透彻千倍。雷颐是副教授，是中科院《近代史研究》的副主编，深沉的术训练虽束缚了他灵动的文采，所议所论却不是象牙塔的幻象，现实处沉痛教人沮丧。他不忍责备菲薄的薪金吃饭、住房、养的者，知他必须靠稿费职称谋求一点宽裕，很难不顾人情建立一套客观、科、公正的术评价系统。“公平计，铅字的少、码字儿的高低评定术水平高低的标准”，因此，“‘着书不立说’新的人文景观，‘着等身’一词正在失原有的文化内涵，渐渐物理意义单纯的物体比”。认识了的人文景观，了商逼走中科院图书馆的珍本善本古籍，雷颐不觉惊讶，却有权表示他的感伤甚至是愤慨。他欣赏温文尔雅的朱清先生偶的脾气，一言不合命令一访的生滚蛋；宴不耐烦互相让座，径坐首席，有了的另一面，朱清才真正称是“最完整的人格”，雷颐说。我常，中国许真需朱生先宁静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