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革新，酝酿已十余年。冬胡适先生草具其旨，揭《新青年》，陈独秀先生。寸所演，从风者矣。蒙此问题，含有两面。其一，文信仰，加破坏；其二，未文建设，加精密研究。文，乃历史产品，其不全容今日，不待智者明。故破坏一端，在今日似，但建设讨论已。愚近中所接触者言，国人此抱怀疑念者至。恶深者，斥邪说，稍容者，亦异说高论，不知其势所造必实。国人狃习俗，此类恒情，原无足怪。求新说推行，必旧者不合宜处，重申详绎，方奏功。则破坏一端，尚未完全。此篇所说，原无宏旨，不反复言，期共喻已。
本篇所陈，纷杂无次，综其旨，不外三端。一理论研究：就文质立论，证其本不佳者，二历史研究：泛察中国文升降历史，知变古者恒居乘，循古者必文弊。三势研究：今日势，异乎往者，文一，亦应有新陈代谢，势所促，生兹。此外偶有所涉，皆附属义。
今试文界说曰：“文者，群类精神产品，表文字者，”此界说中有“群类精神”产品总（Genus）与“表文字”差（Difference）。历论理形式，尚无舛谬。文内情本精神产品，其寄托外形本文字。故就质料言，此界说亦立。既认此界说立，则文宜革不宜守，不待深思解矣。文特精神产品一耳（genus必复数），他若政治、社、风俗、术等，皆群类精神产品。群类精神总纲，文与政治、社、风俗、术等其支流。群类精神原因，文与政治、社、风俗、术等其结果。文既与政治、社、风俗、术等同探本—源，则文必与政治、社、风俗、术等互间有相联关系。易言，即政治、社、风俗、术等质皆变者，文亦应变者。政治、社、风俗、术等势所迫概行变迁，则文亦应随变迁，不容独保守，今知政治、社、风俗、术等质本变迁者，则文因旁证审其必变迁者。今日中国政治、社、风俗，术等皆势所挟经变化，则文一物，不容不变。更就具体方面举例言，中国今日革君主定共，则昔日文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点，若颂扬、铺陈类，理宜废除。中国今日除闭关取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中优点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中国今日理古的术已，放的术将次展。则重记忆的古典文字，理宜洗濯；尚思的益智文，理宜孳衍。且文，在所宣达意。意者，一人政治、风俗、社、术等—切外景象所识。政治、社、风俗、术等一切外景象俱随变迁，则今人意，不与古人同。古人文达，其应必至穷，无疑者。知政治、社、风俗、术等应今日的非历史的，则文亦应今日的非历史的。晚周有晚周特殊政俗，遂有晚周特殊文；两汉有两汉特殊政俗，遂有两汉特殊文；南朝有南朝特殊风俗，遂有南朝特殊文。降及代，莫不此。理至明。
且精神产品，不一其类，皆变者。故由其所从精神，质变动，迁流不居。子生母应具其特质。精神生活奉有创造力。故其现文文精神，则不居的非常住的、无尽的非有止的、创造的非继续的。今吾党所深信文必趋革新，丽又极望其革新者，正所尊崇吾国文、爱护吾国文，推本文质，冀其辉光日新。或者竟保持旧观，往古文，达今日政俗问。一闻革新论，实不容。揆彼理，诚渭今日往文，造乎其极，蔑加矣。夫造乎其极，蔑加者，止境，即死境。口持保存国粹言，乃竞文末日待，何不肖不祥至斯。保存国粹念，谁则让人？唯其有保存国粹念，思所保存，有文革新谈。犹保存中国，扑满清政府建共耳。
中夏文殷盛，肇六诗，踵楚辞（此就屈宋言，不包汉世楚辞）。全本情，直扦臆，不词限，不因物拘。虽敷陈政教，褒剌有殊，悲悯身，有异。皆“因情生文”，情不文制。唯其感慨主，不牵词句，不矜类，故吐辞，情意备至。屈宋文，遂“决乎若翔风运轻霞，洒乎若元泉乎蓬莱注渤懈”。降及汉世，政教失术息，章句兴灵蔽。武功方张，吐辞流夸诞；深修，奇字入赋篇。独夫在，谀声；灵不，浮泛文。故义贫词富，情寡文繁。炫耀博，夸张声势，无，放无归，瓠落无所容。是六义国，夷三仓附庸；抒情文，变隶胥录。相唱，杨雄，犹从风，斯文敝始。东京，此更盛：京制，全无灵。堆积工，诞夸。灵亦文词所拘，未有展，建安、黄初间，曹王特。子建诗，直迫枚、李。仲宣赋，革汉风。浮词气质尚，跻乎变风变雅间，非舍本逐末赋所比拟。诚文界中一革新，亦是文一进化。无狂澜方挽，迷涂又生。渡江，“诗必柱旨归，赋乃漆园义疏。”文依附玄，不立。谢容易光景文，斯足矣。乃“启闲绎，托辞华瞻、巧倚迂回”，“晦涩费解”。贵族习气，合山林幽阻，不谓文弊不。则有吟咏情，反贵。才短谢，物类乃崇。“崎岖牵引”，“拘挛补衲”，“唯睹类，顿失精采”。“明太始中，文章殆同书按”矣。又沈约制韵，“使文徒拘忌，伤其真。”灵汩，不知其几何。简文变古，艳途。声色使人目恶，荡情致人乱。岂仅害文章，亦伤了世。徐、庾承其流化，辞重情轻倒置，积重难返矣。其六代中，“前不见古人，不见者”，独辟致远境，不染断辞病，江东独秀者，则陶潜其人（略本钟嵘、刘勰二言及五代诸史传论）。隋唐间，清风乃振，炀帝、太宗皆有变古才。元间，李、杜挺，除六朝文弊，启文囿封疆，灵宏矣，降及元，微宫词，妇人解；香山乐府，全写民情。革险阻趋平易，舍己人群伦。又有昌黎、柳州，范其间，除人造俪辞，反散体。论其造诣所及，柳则启世说刺旨（唐代说本盛，柳州旨，却与芜滥卑劣者不同），又持论者示精确准的。韩则论文论，皆启有宋一代风化（别有详沦），骈体横被一趾际，独不惜人“怪”。是元、元间，诗文俱革旧观。言乎文情，靡靡者易积健，拘文者易直抒，辞重者易情重。体渐通俗，市语人文，况述社，略见端倪。言乎文体，又有创：七言、长风，至李杜始体制，至香山乃纪。七律、排律虽不始此，创奇格，实杜公。太白古乐府，尤复一篇一格，句法长短参差，竞空前绝。又汉乐府遗意，久已乖亡。晋宋降，庙堂制，则摹古不通；燕寝，则轻艳浮浅。唐世词张乐离，乐府已不存。太白、香山独创新声应，世名曰词，遂宋、金、元、明新文前驱，斯又足贵。则元、元间，又文界中一革新，亦是文一进化。旷观此千年中，变古者风流，循旧者每况愈。文不贵师古，不难一言断定。历观楚汉至今二千年中文升降迹，则有因循前修，逐其末流，变本加厉者。若扬、马承屈、景，南朝承魏晋，北宋吴蜀六士承韩公，皆古人已具病，益使深，终文弊。又有不辟新境，全摹古人，若明、清二代诸复古，极其，不“优孟衣冠”、其身已无存在价值，更何论乎情展？别有挟古人糟粕，风化己沫，断新体，专制皮椁。樊南四六、欧王宋骈，内疲苶不存，岂有不枯薄者耶？至曹王变古，独宗风。李、杜、韩、柳，俱启新境。宋词、元曲，尤我。唯其不袭古人，故独标代。凡此四格，因革备异，良劣有殊。宏治嘉靖复古风，至今未斩。虽所托因人不同，其舍己则一。不摹拟门径，竟摹拟归宿。纵希抗古人，亦仅其奴隶（词曲本宋元新文，明清复古，亦复同流合圬），斯乘最者。若夫刻其皮椁，逐其末流，一则徒辨乎体貌，一则流连忘归，亦非宏宝涂。此三者均未离古人，其附骥尾行传者，幸。明清复古文，尤少谈者。既无殊特点，更无殊特位置。今惑人犹复步趋古人名高，岂非左乎？革新诸，亦诡词复古。故太白则曰：“圣代复远古，垂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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