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斯彭斯科雅靠近横跨莫斯科河的大桥旁，有一家名叫“俄罗斯伊兹巴”的饭馆。它建成俄罗斯农民居住的木屋式样，而这种木屋就称为“伊兹巴”。房子的里里外外都是用劈开的松树树干搭起来的，用钉子与圆木柱子连接在一起。缝隙部分都按传统习惯用河泥抹平，与加拿大用圆木搭建的小木屋并不一样。
这些木屋看上去可能是原始的，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常常是这样的；但在俄国滴水成冰的冬天，这种木屋比起用砖或混凝土建筑的房子来说要暖和得多。在那家伊兹巴饭馆，里面是温暖舒适的，分成十二间雅室，有许多这样的雅室只能容纳一伙就餐者。与莫斯科市中心的饭馆所不同的是，那儿职工的工资允许与利润刺激相联系，结果，与俄国餐馆通常的经营方式构成了越发鲜明的对照：那儿的食品可口，服务殷勤而又快速。
亚当·芒罗就选定在这儿与瓦伦蒂娜下一次碰头，时间安排在9月4日（星斯六）。她与一位男朋友约好去会餐，并说服了他把她带到这家饭馆。芒罗邀请了使馆的一位女秘书赴宴，并用她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名字预订了餐桌。这样，预订簿上写下来的文字都不会表明芒罗或是瓦伦蒂娜曾在那天傍晚露面。
他们不是在同一个餐室中就餐，而在9点钟整，他俩都借口要上厕所而离席了。他们在停车场碰头，芒罗自己的汽车挂着使馆的号码牌，太惹人注目，于是他跟着瓦伦蒂娜走到她那辆“日古利”牌私人轿车那儿。她精神抑郁，忐忑不安地一口口猛喷着香烟。
芒罗由于有应付以前几位俄国背叛者的临场经验，心中明白在几个星期中用花言巧语进行秘密接触之后，对方在神经上会开始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我算是幸运的，”她终于说道，“三天以前，7月初的会议，我几乎被当场抓住。”
芒罗感到提心吊胆。无论她自己认为在党的机关内是多么受到信任，没有任何人、确实没有任何人在莫斯科的政治生活之中曾真的受到信任。她是在走钢丝，他们俩都是在走钢丝。所不同的是，他有一道护身符，即他的外交身份。
“出什么事啦？”他问道。
“有人走了进来，一位警卫员。我刚好关掉复印机而回到了我的打字机旁。他是非常友好的，但他倚身靠在那台机器上，上面还是热乎乎的。我想，他并没有注意到什么，但那使我吓了一跳。那不仅仅使我受了一下惊吓。在我回到家里之前，我连记录稿都看不下去。往复印机里塞记录稿可把我忙坏了。亚当，那太可怕了。”
她掏出汽车钥匙，打开了小贮藏柜的锁，取出一只厚厚的信封递给了芒罗。交接东西的时刻通常是监视者的猛扑之机，如果监视者在场的话；当砂砾石地面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时，车门会被拉开，里面的人就会被拖出来。可是什么动静也没有。
芒罗对自己的手表扫了一眼。将近10分钟过去了。太久了，他把信封放进了里面的胸袋中。
“我将尽力获准把你带出去，”他说道，“你不能老是像这样生活下去，甚至再拖更长一段时间也不行。你也不能恢复以往的生活，现在不行了。我也无法这样拖下去，知道你在城里日子不好过，知道我们相亲相爱。下个月，我有一次休假。那时，我将在伦敦向他们提出请求。”
这一次，她没有表示异议，那是一种她的精神表露出崩溃的迹象。
“好吧。”她说道。片刻之后，她走到了漆黑一团的停车场上。饭馆的门打开时透射出一摊灯光，他看着她走进去而不见踪影了。他在她走后又待了两分钟，然后回到他自己那位陪客身旁，那位小姐已等候得不耐烦了。
当芒罗看完那份鲍里斯计划时，时间已是凌晨3点过了；这是尼古拉·克伦斯基元帅征服西欧的作战方案。芒罗给自己倒了一杯双料白兰地，坐在那儿凝视着放在自己起居室桌子上的那份文件。他默默地想道，瓦伦蒂娜那位热情和蔼的尼古拉叔叔肯定已把它和盘托出来了。他花了两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份欧洲地图，到日出之前，他和克伦斯基本人一样已感到满有把握，就常规战争而言，这份计划是切实可行的。其次，他相信，赖可夫说的话也是对的，热核战争将会接踵而至。第三，他深信，除了灾难真的临头之外，决不可能使政治局中持不同意见者相信这一点。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户跟前。曙光从东方越过窗外克里姆林宫的塔尖而照射进来。对于莫斯科的公民来说，一个平淡无奇的星期日开始了，就如同过两个小时之后对于伦敦人，以及过5个小时之后对于纽约人来说是同样的。
在他整个成年时期的生活之中，要确保夏季的星期日这样平淡无奇，则取决于一种良好的平衡——一种相信敌对的超级大国在力量和意志力方面保持平衡、一种守信不讳的平衡、一种恐惧的平衡；尽管如此，不过是一种平衡而已。他浑身哆嗦了起来，部分是由于清晨的凉意，但更有甚者，是由于认识到他身后的文件表明，那种早已令人可怕的事物终于从阴影中冒出来了：平衡正在被打破。
星期天日出时，安德鲁·德雷克的心境要好得多，因为他在星期六夜晚获得了一种与此不同的情报。
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不管是多么渺小，不管是多么神秘，都有其自己的行家和热心之士。每一伙这样的人都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可以在一起交谈、讨论、交换各自的情报和散布最新的流言蜚语。
地中海东部的航务动态几乎构成不了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课题，但在那一方面，却成了对于失业海员具有巨大兴趣的话题，而安德鲁·德雷克正把自己装扮成这样的一位海员。关于航务动态的问询处设在一个名叫“卡沃多罗”的小旅馆中，旅馆矗立在比雷埃夫斯一只游艇港池的岸边。
德雷克已经观察了一番萨洛尼卡航运公司代理人（也许是船主）的办公室，但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到哪儿去拜访。然后，他住进了卡沃多罗旅馆，并在酒吧间中消磨时日。船长、大副、水手长、代理人、码头上爱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和找工作的人都坐在那个酒吧间中，谈论他们所掌握的点滴新闻。在星期六的夜晚，德雷克找到了他想找的人——一位曾为萨洛尼卡航运公司干过活的水手长，并花了半瓶希腊松香酒才把情报掏了出来。
“最经常停靠敖德萨的那艘船是‘萨那德里亚’号商船，”那人对他这样说，“那是一艘航速很慢的旧船。船长是尼科斯·塞诺斯。我想船现在是停泊在港口。”
它确实是在港口，到上午过了一半时间光景，德雷克找到了它。那是一艘在地中海地区运营的甲板问式商船，载重量为5000吨，到处是铁锈，而且肮脏得要命；但假如它在下一个航次是开赴地中海并抵达敖德萨的话，纵使它有千疮百孔，德雷克也是毫不在乎的。
在太阳下山之前，他已找到了它的船长，因为他已获悉塞诺斯和他的所有高级船员都是来自希腊的希俄斯岛的人。这些希腊人经营的商船大多数几乎是一家子包揽的事情，船长和他的高级船员通常都来自同一个岛屿，而且常常是有裙带关系的。德雷克不会说希腊话，但幸亏英语是国际海运界的混合语，甚至在比雷埃夫斯也是如此。在日落之前，他找到了塞诺斯船长。
北欧人下班之后便朝家中跑，到老婆孩子的身边；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则朝咖啡馆跑，与朋友一起聊天。在比雷埃夫斯，咖啡馆社团的麦加是海滨沿岸一条名叫“阿克蒂·米亚乌里”的街道，街道一带几乎全是航运机构和咖啡馆。
每一位老主顾都有自己喜爱的咖啡馆，而咖啡馆里总是济济一堂。塞诺斯船长在岸上时常光顾一家店门敞开的咖啡馆，店名是“米基”；德雷克在这儿找到了他，他正坐在那儿，面前摆着必不可少的浓咖啡，盛冷水的玻璃杯和装茵香烈酒的闪色平底无脚酒杯。他身材矮胖，长着深棕色的皮肤，黑色的卷发，胡须已有几天没刮了。
“塞诺斯船长吗？”德雷克问道。那个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面前的这位英国人，并点了点头。
“是‘萨那德里亚’号的尼科斯·塞诺斯吗？”
那个人又点点头。他的三位伙伴已闭口不言，都在观望着。
德雷克微笑了起来。“我的名字是安德鲁·德雷克，我可以为你买些饮料吗？”
塞诺斯用一只食指对他自己和同伴的玻璃杯子示意了一下。德雷克仍然站在那儿，招呼了一位侍者，各样都买了五客。塞诺斯对一张空着的椅子点了点头，那是邀请他加入他们的行列的表示。德雷克知道事情不能操之过急，也许要花几天的时间。但幸运的是，他已找到了他想找的轮船。
五天之后，椭圆形办公室开会的气氛仍然没有缓和下来。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七位成员，都出席了由马修斯总统主持的会议。大家花了半个晚上的时间阅读政治局会议的记录稿；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克伦斯基摆出了他的战争计划，而维希纳耶夫则图谋夺权。八个人都感到大为震惊。大家的目光都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