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的日记了吴宓“反动”的罪证，据吴宓一蹲“牛棚”的西师中文系古典文教授谭优回忆说：1968年夏，两派斗争又紧张。“革命群众”突吴宓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抄走了他的“反动日记”。惹滔祸了。不但讨苦吃，连累我。他日记说，叫中生造反，等拿刀给孩子玩，有不伤手的。“文化革命”是毛主席“亲动亲领导的”。不是明目张胆反毛主席罪状一。日记说“姚文元在江青卵翼”，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江青同志”、姚文元。罪状二。日记有些方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说了不全赞同的话，“狗胆包”，竟敢“唱反调”，罪状三。我在“习”中，监督有不在，不免两派的某些有长短失的议论，他记在日记，且记是“某君云”。“牛鬼蛇神翻了，那了”，是我被勒令某日午某处集合。其他系的几条“辫子”挨了毒打，杀鸡给鹅。我挨了一顿毒骂。吴宓概因年老，免挨揍，但被宣布“现行反革命”，严加监管。据说“两派同志同意，公安部已批给吴宓戴顶帽子”。真“不齿人类的狗屎堆”了。
1968年6中旬，西南师范院两派武斗再，赶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团夺权，召批斗原党委书记张永青的，吴宓日记记载：包括他在内的“各类有罪教职员（皆曾张永青所尊礼、宠、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两侧，陪斗（同受斗争）。”在批斗，吴宓不停挨打。生竹条、树枝或扔石子打他，在被押进场，“旁人则竹条打击头肩背不休（此最痛）”，在台前低头请罪听候批判言中，“坐一排女生又频频竹条打击宓等头顶”。批斗结束，吴宓回中，“所历简告唐昌敏（吴宓所雇务女工）。视表，正夕5。所历共3～5两，在台前曲躬俯立，则觉其长且久！又按，宓1904冬夜，祖母痛打一次，一生未受鞭笞今日者矣！”吴宓身边有亲人，每次挨打，他向唐昌敏倾诉。次日：“唐昌敏药敷宓伤处（左肩胛骨尖，肤色红肿，未破）。”
6月21日，吴宓再次在批斗被打伤。着雨，生将他手拿的遮雨草帽夺走扔掉。回，吴宓将情况告诉了唐昌敏：“唐昌敏导某邻童入礼堂，寻取宓草帽，未。”“唐昌敏买白酒三两（二角四分），酒浸药（药名红油克膏，治跌打损伤），宓一再棉巾拭洗伤处。”
1969年3月6日，吴宓与其他被打倒的教师一被集中西师李园，“集体管制生活”，强迫他待罪行揭批判。4月24日，吴宓等人又被强行迁往梁平（西师分校）集中进行所谓“斗批改”。梁平前，吴宓曾申请“年老衰弱留校劳动”，但未获批准。
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的中文系二次批斗吴宓，将吴宓押进场的两生狠狠将他从高台推，致使他腿骨跌断。腿骨跌断的吴宓并有及救治，是被迫跪坐接受“斗争凡历三”。结束，吴宓被架回住处“已半死”。此，吴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中，似两日未饮、未食，亦未便。”在情况，他仍被强迫写待材料，接受批判。直6月21日，吴宓才随全体人员回北碚，乘卡车（坐行李包）清晨7，晚8抵达西师校内，“人扶掖，且背负至”。
腿断，吴宓爬着几口水喝，几口饭吃。有，连水、饭有。一次，他困在工棚，着窗外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他断腿稍一些，他又被派做扫厕所、刷尿池、刮粪便一类的活儿。
1969年11月30日，吴宓在《西师中文系群众工组报告》中写：“宓现在七十六岁垂暮年，腿伤此，不站立，不行步，即在室内爬行，偶一卧转动，腿关节亦痛不忍。故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女工唐昌敏服侍。”
11月28日，西师中文系师生又召了批斗吴宓。“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两次抓宓网球场操场，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斗。两次均给宓（因伤腿）极体痛苦。”
《吴宓的最岁月》一文中叙述吴宓的遭遇：吴宓被关入黑房，昼夜审讯斗争，黑房外有红卫兵守。吴宓关在黑暗牢房久了，全身脏痒难受，向守的红卫兵请求洗澡。红将回答说：你老反革命洗澡，容易，我侍候你。一儿另一红将提一桶凉水，两人合手合脚扒光他的衣服，他从床拉，站在泥水，高的一拎着吴宓胳膊，另一挥动刷字报的毛刷，凉水搪瓷盆浇在吴宓身，刷打吴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节，凉水冻入扉，吴宓浑身抖，接着毛刷在他身乱刷，直吴宓跪磕头求饶哭叫，红将才将整桶凉水从头淋，说是他“提壶灌顶”。吴宓哭着说红将整他，红将说不是整，整就他的耳朵、鼻子一割。他问吴宓是不是挨整，吴宓磕头求饶，并向红将致谢，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吴宓躺在床绝食求死，红将骂他，“绝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革命、向伟领袖毛主席猖狂反扑……”随，他叫几男女红卫兵，吴宓按在床，朝他鼻子通往食处塞一根胶管，灌入一碗厨房丢弃的潲水，面饭菜混合，他的胃填鼓胀、秽臭不堪，熏他脑酸泪流、痛苦难。红将告诉他，叫做“鼻饲”。经四“鼻饲”，吴宓是求生不、求死不，直他同意己掏钱买饭菜吃，红卫兵才停止了惨无人的“鼻饲”……
走笔至此，惟有一声哀叹，两行清泪！
吴须曼在《回忆先兄吴宓教授》记录吴宓那段间的经历：
由生活不理，请一保姆，他（吴宓）有三十元生活费，拿什付保姆费，同间，人各危，谁敢讨罪责帮他，我在生活中节约，每月补助他二十元。残酷的迫害摧残，使他的身体每况愈。
1974年春，我重庆西南师院探望，兄妹相见泣不声。见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达不，衣服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有，惟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面缝补有三十六处，见年月久，令人伤情。我回泾阳，即刻赶制了棉衣、棉裤、被子毛衣寄往院。
1975年夏，我又西南师院，他腿有残疾行走不便，一眼睛患白内障失明，生活更加困难，我决定劝他随我回，但他坚持不同意，告诉我他保存的二十六本《吴宓诗集》不半月曾被人“偷走”。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十年动乱”中有人拿了他的书，知他恢复工资，送一两本书就索费几十元，依的特高价收回一部分不套的书，每月工资即付一空。补工资，除一部分外债周济了几困难的生外，部分就是花在赎回被人拿的书。残酷斗争，无情折磨，使他的神经近乎失了控制。些人就是掌握了他爱书命的特点，才诈骗他。甚至他手的一块价值几百元的进口表，被重庆钢厂两无赖一仅值六元钱的闹钟“换”。他动辄被骗走数十元乃至百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