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生，人常批评其变，甚至有人讥其投机，梁启超承认己本“流质易变”，但绝非别人所说的投机政治，他坦面己的“善变”。1903年，梁在《政治伯论知理说》一文中说：“不惮今日我，与昔日我挑战。”
一次，楚中元问梁启超：“梁先生保皇，又拥护共，前头拥袁，又反他。一般人先生前矛盾，同有怀疑，不知先生此有何解释？”梁沉吟了一儿，带笑的口吻说：“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我批评我己。我己常说：‘不惜今日我反昔日我’，政治此，问是此。但我是有中思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靡的投机者。”
梁启超说：“我什南海先生分？什与孙中山合又立？什拥袁又反袁？决不是什意气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是我的中思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思是什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一人已”。
梁启超的朋友孙宝瑄是认识梁启超的变的：“盖有反覆人，亦有反覆君子。人但知不反覆不足人，庸知不反覆亦不足君子。盖人反覆，因风气势利所归，变动；君子反覆，因识层累叠进，变动。其反覆同，其所反覆者不同。”
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梁启超的“善变”表示了深深的理解：“他所‘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坚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已的苦衷。他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不变，则他中国的贡献与劳绩许等零了。他的最伟处，最足表明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