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认：“国者，六艺。”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就是“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六艺”一名称，因它不仅是呆板指六部经典，是广义指六类或六部门的文化术或教化。他认：“此（六艺）是孔子教，吾国二千余年普遍承认，一切术原皆此，其余是六艺支流。故六艺该摄诸，诸不该摄六艺。”
马一浮认，“六艺”统摄西的一切术。简言，“科统易，社科（或人文科）统春秋”，“文艺术统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书礼”。换一角度说，西方术文化无非统摄真、善、三价值，包含六艺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易春秋是至真。”总言，“全部人类灵，其所表现者不离乎六艺；全部人类生活，其所演变者不外乎六艺”。
马一浮推崇中国文化，他说：“今人舍弃己无珍拾人土苴绪余宝，居劣奉西洋人神圣，岂非至愚哀！”
马一浮反复声说：“一切术皆统摄六艺，六艺实统摄一，即是一全体。”又说：“万万物不外六艺，六艺不外”，“六艺本，即是吾人所具义理”。因此，在文化、术果“不知反求义理，终无入头处”。
马一浮认，“一日不毁，此一日不亡，六艺亦一日不绝。人类拔黑暗趋光明途，舍此无由”。更说：“国生命所系，实系文化，文化根本则在思。”
马一浮十分推崇《论语》一书。他认，《论语》一书，其义“无往非六艺”。他说：“《论语》有三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答问政者，皆书教义；答问孝者，皆礼乐义”。“易礼乐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诗书，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又，他举《论语》中的“朝闻，夕死矣”章“明生死故”；“子在川曰：逝者斯夫”章“迁流中见不迁，变易中见不易”；“予无言”章“显体本寂神不穷”等，“易教义”。“正名”则“春秋”。
马一浮说：“六艺旨，散在《论语》，总在《孝经》。”因此，他十分推崇《孝经》一书。他认，“六艺皆德教所，《孝经》实本；六艺皆显书，《孝经》特明其。故曰，一言该德全者曰仁，一言该行仁者曰孝。此所六艺根本，亦六艺总。”
马一浮认、思是一切文化术根本，“不知反求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明义理”，且说：“须知教相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从圣贤，唯有指归己一路是真血脉。”
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见，且主张破除儒佛、儒、佛，及儒、佛、内部的门户争。他认，“末流争，皆与其所从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斤斤派别门户争，是由他己的“局不通”。他儒释的融，说是已达了“圆融无碍”的境。他“随意拈取老、庄、释典阐扬儒宗旨，不惟不陷牵强附，且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无归宿”。
马一浮的教育宗旨是“复”。“复”，是唐代李翱修养论提的。马一浮继承了一思，并升教育的宗旨，“复”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书院，足见“复”重。
马一浮认挽救儒德人，挽救国，儒生有通研究儒术，讲述弘扬儒术达。1905年底，马一浮从镇江回杭州，在给其舅父何稚逸先生的信中就谈了宏伟的誓愿：“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西土，驱狐鼠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烈，魁桀，非介夫素士所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二宗。儒宗著秦汉术流派。文宗纪羲画降文艺盛衰。将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北辰，示儒术总龟，振斯陵夷，继危害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期。贮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弃，未敢希国门悬耳。”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的《读书法》是他教育思的重组部分。马一浮在复书院讲，专门讲了《读书法》一讲。在《读书法》中，他不仅阐了格物致知的理思，着重论述总结了读书的方法经验。马一浮认，读书须先调，就是定，集中精力。他说：“读书，先须调。气安定，易领。若散读书，博寡，劳少功，必不入。定读书，半功倍。随察识，语语销归。读一书，有一书，不是泛泛读。”马一浮在《读书法》中，不仅谈了读书须先调，反复谈了读书一定穷理、穷理切己力。他说：“必资读书，但凭读书，实不足。有闻见知德知。闻见知，亦有浅深、、邪是不同，俱不是真知。德知，方是真知。”
马一浮认，读书应该从四方面努力：一曰，通不局；二曰，精不杂；三曰，密不烦；四曰，专不固。他说：“通，则曲畅旁通无门户见。精，则幽徽洞彻无肤廓言。密，则条理谨严无疏略玻专，则宗趣明确无泛滥失。不局，不杂，知类。不烦，不固，知。类者，辨其流别，博。者，综其指归，约。读书，尽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