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
(一九五八年三月)
一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2]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3]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的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门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上见物也见人，工业上只见物不见人。商业好像搬得少一点，计划、统计、财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否则就丧魂失魄。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
二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及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我们党从建党到北伐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4]，但当时党的作风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年，我们建立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苏联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在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这个时期，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从内战开始到遵义会议[5]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6]，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7]最为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斯大林的地位开始巩固，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学派[8]，而共产国际[9]远东部实际上又是米夫[10]在负责，他的作用太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去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当时王明[11]等人搞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过去已经作过结论。中国的教条主义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等问题上。因为中国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要动它，向富农作某些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地主富农都没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白色游击队，赤白对立。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一块铁板，没有矛盾，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都奉行，总是苏联第一。商业搬得少些，因为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各个部门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出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这方面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的和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也比较多了。
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12]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人屈服于这个压力，要学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乎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中央苏区时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他们的《布尔什维克》[13]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实话》[14]报攻击中央苏区有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用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用在任何时候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5]。对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要顾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还有两处势力范围，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好的应当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比较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