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生命無價」「人命關」，並不符合歷史實。人命是有行情的，就連子還打聽行情呢。生命的價格，取決於本人的支付意願，就更取決於本人的支付力。
【人命有價】
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舊曆九月十八日午，咸豐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齋召見福建布政使（近似福建省省長）張集馨，問了福建械鬥的情景，摘抄對話記錄➊：
皇問：「械鬥是何情形？」張答：「……姓欺凌姓，姓不甘被欺，糾數十莊姓與族相鬥。」
皇問：「方官不往彈壓麼？」
張答：「臣前過惠安時，見械鬥方，部伍亦甚整齊。姓紅旗，姓白旗，槍炮刀矛，器械具備。聞金進，見火退。當其鬥酣時，官即禁諭，概不遵依……」
皇問：「殺傷後便何完結？」
張答：「姓擊斃姓二十命，姓僅擊斃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數需索命價，互訟官……」
皇問：「命價每名若干？」
張答：「聞雇主給屍親三十洋元，於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這裡我初次「命價」一詞。者還給了準確價格：三十洋元（西班牙銀元）。十九世紀五○年代，米的平均價格是每石二點四洋元，一條人命的價值不足一千八百斤米，不過八千元人民幣➋。
皇的問題打破了一個的神話。所謂生命無價，儒宣稱的人命關，並不符合歷史實。人命是有行情的，子還打聽行情呢。
從主體我估量的角度，生命無價似乎講通：任何東西不己的生命貴重，人死了，人的東西還算個什麼？不過，即使從這個狹隘的視角追究，人的生命仍是有價的。今的愛滋病概是最說明問題的例子。吃昂貴的藥物，愛滋病人盡其年，在這個意義，死於愛滋病的人，是因為買不己的命。他的生命的價格，取決於本人的支付意願，更取決於本人的支付力。
一旦跳我估量的視角，進入歷史社會實踐的領域，生命的價格便顯巨的差異。命價體現著人命與生存資源的換關係，兩者餘缺相對，變化紛呈。
【官有價】
意識命價存在後，我才發現古人明白狠，甚至早就法律形式給了官價。
清朝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戶部（財政部）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請皇帝批准，頒布了不同身分的人贖買死罪的價格：三品官，銀一萬二千兩；四品官，銀五千兩；五六品官，四千兩；七品，進士、舉人，二千五百兩。貢生監生二千兩，平人一千二百兩➌。
明朝贖買死刑，但必須符合贖罪條件，包括年紀、別、官員身分、親老贍養等方面的考量。《明律．名例》規定，死刑的贖價為銅錢四十二貫。在《明律》制訂時，這筆錢折合四十二兩白銀。體相當於七品知縣一年的俸祿。
從數字，明朝的命價比清朝便宜許，實際，清朝的白銀購買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一，計算命價的時候應該打個三折。另外，清朝經濟比明朝繁榮，人們的支付力強，命應該貴一些。最後，果回憶一咸豐皇帝打聽的行情，就會發現官價高於市價，福建民間開的三十洋元，兌換二十一兩白銀。
明朝並不是錢贖命的首創者。建立金國的女真族習慣法規定：「殺人償馬牛三十」。再往前追，漢惠帝時期，民有罪，買爵三十級免死罪。命贖，其他體傷害贖。司馬遷若境富饒，就免受宮刑，奈何「貧，財賂不足贖。」
錢物贖罪甚至贖命，一直追溯堯舜時代。《尚書．舜典》中便有了「金贖刑」的說法➍。所贖刑，從墨刑宮刑死刑皆，但滿足「罪疑」的條件——斷罪有疑處。
我的最完整的命價等級資料，來西藏噶瑪政權（噶瑪丹迥旺布，一六三二年—一六四二年在位）時期的《十六法》，五世達賴時期（清初）的《十三法》。法律將命價分為三等九級，最高級是「無價」，或等身的黃金；最低級值一根草繩➎：
等
：藏王等最高統治者（無價。《十六法》規定，等命價為與身體等量的黃金）
中：善知識、軌範師、寺院管、高級官員（有三百僕從的頭領、政府宗本、寺廟的堪布等〔命價三百至四百兩〕）
：中級官員、僧侶（扎倉的喇嘛、比丘、有三百僕從的政府仲科等官員〔命價二百兩〕）
中等
中：一般官員，侍寢吏、官員辦吏（屬仲科的騎士、寺院扎倉的執、掌堂師等〔命價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兩〕）
中中：中級公務員（寺院的扎巴〔命價五十至七十兩〕）
中：平民（世俗貴族類〔命價三十至四十兩〕）
等
：（無主獨身者，政府的勤雜人員〔命價三十兩〕）
中：（定居納稅的鐵匠、屠夫、乞丐〔命價二十兩〕）
：婦女、流浪漢、乞丐、屠夫、鐵匠（命價草繩一根，《十六法》規定，等命價為十兩。）
這套法律不僅規定了命價，還規定了「血價」——五官或四肢受傷致殘，傷人者根據具體情況，向受害者賠償所屬等級命價的三分一、四分一或五分一➏。
從述數字來，明末清初藏區的命價與明朝相比偏高，與清朝相比偏低，總體相差不。值注意的是，這裡現了「無價」的字樣。我們知，這是主體我估量的感覺。法律表達了這種感覺，恰表明了誰是法律的制訂者。不過，我估量歸我估量，世界歷史經驗證明，最高統治者的生命並不是無價的。一五三三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薩羅囚禁了印加國王阿塔華爾帕，雙方談妥，國王命的贖金是一筆金銀，金銀在囚室內堆伸手所及的高度。這間囚室長約七公尺，寬約五公尺，據說堆積了黃金一萬三千磅，白銀二萬六千磅。這就是印加國王的命價。順便說一句，皮薩羅金銀後，照樣處死了國王阿塔華爾帕，燒死改了絞死。這是一錘子買賣，不講信難報復。
何待官定命價的巨價差呢？在當代人來，蘊涵了人命不平等觀念的法規不是很惡麼？這怎麼說。一、二品貪官犯了死罪，法定贖金是一萬二千兩銀子，果堅持「與民同罪」，一千二百兩銀子即贖命，豈不是縱容貪官犯罪？清朝督撫一級的員，每年合法的養廉銀就有一萬兩，夠他們贖八條命了。反過來，尋常百姓每年收入二十兩銀子，一萬二千兩贖金，這條法規便形同虛設。人們對身命的支付力確實不同，支付意願不同，命價在實就不相同。清朝根據這些不同定不同的價格，買不買聽憑願，比明朝的一刀切來，應該是一個正視現實的進步。
實際，當代的命價不一樣。同樣死於通故，在現實操中，賠農民的錢往往不及賠城裡人的一半。國的價差不。九一一件後，聯邦賠償基金確定的遇害者賠償辦法據說有很差別：果遇害者是庭婦女，的丈夫兩個孩子五十萬元的賠償。果遇害者是華爾街經紀人，他的遺孀兩個孩子卻四百三十萬元。這種差距招致許受害者屬的強烈抗議，國政府被迫承諾修改賠償金發放辦法。但是話又說回來，真修改了，是壓低華爾街經紀人的命價呢，還是提高庭婦女的命價？經紀人一年就賺三、五十萬，納稅額非常高，壓低了明顯虧待人遺屬。庭婦女的賠償金提高四百三十萬，納稅人又會有意見：乾脆你我這條命拿走算了。
【贖票：買命計算一】
最典型的買命，即錢換命，發生在綁票贖票的易中。關於這套規矩及其術語，蔡少卿先生在《民國時期的土匪》➐中寫：
果土匪綁架一名富女子，就像抓了一個慈悲的觀世音菩薩，這種行為就叫做「請觀音」。果綁架一個有錢的男人，就像逮了一頭肥豬，稱為「拉肥豬」。果綁架財主的孩，就叫「抱童子」。
贖票的價格付款時間的限制，匪首根據被綁戶的經濟狀況具體求評定，是有所不同的。在綁架未婚少女的案子，果這年輕婦女求黑前回，那就是一種特殊的「快票」，即當付款當贖回。隔夜再贖，婆就不了。因此快票款特別快，索價比較低。贖票除現金外，鴉片、糧食、武器、馬匹等均抵償。
土匪勒贖票價的高低，沒有統一的規定，主根據被架者庭的殷實狀況，同時隨時間點不同有所變化。據陸軍少將錢錫霖一九一八年報告，「山東土匪搶架勒贖，動輒數萬元，少亦數百元。」這個報告基本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
《時報》刊載，一九一七年，「濮縣鹽商姜振卿，因赴聊，半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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