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阻止一些官吏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級，不是良，關鍵在於何分配損害，換句話說，就是我是否惹那些我打算損害的人。
「灰牢」就是非正式監獄的意思，這是我杜撰的詞。我經常犯杜撰新詞的毛病，其實是被逼無奈。按照法律法規，這東西不該存在，不過考察歷史現實，這東西又隨處見，且各有公開認的名稱，並未躲躲閃閃。這種說黑不黑、說白不白的東西見了，給個統稱，一時又找不，臨時杜撰一個。
最近一次發現灰牢，是在李昌平描寫親身經歷的書裡➊。李昌平先生曾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二○○○年初書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為負擔沉重的農民叫苦，引了高層領導重視。經過《南方週末》頭版頭條的報導，此鬧全國皆知，李昌平因敢講真話被《南方週末》評為當年的年度人物。
在李昌平的書裡，灰牢兩種不同的名稱現。首先現的叫「學習班」，隨後現的叫「黑屋」。
【學習班】
一九九七年五月，湖北省監利縣柘木鄉茶蔔村農婦朱長仙喝農藥殺，直接因就是「學習班」。
一九九六年七月，監利縣南部遭水災，農民顆粒無收。但是縣裡五月份提早徵糧，朱長仙一已納負擔款八百元。受災後，湖北省委書記視察災區，號召「舉全省力，抗監利災」，是當時的監利縣縣長卻挪救災款修建超標準的賓館、機關宿舍樓，還撥救災款給各科局買高級車。朱長仙一災年不僅沒有救濟，提前給政府的八百元錢沒有退還。
次年，縣政府又安排在五月份徵收全年稅費的二五％，朱長仙應七百元。朱長仙求年的八百元抵，管理區幹部村長說，縣政府達的夏徵任務一定完，抵賬年底再說。雙方爭吵，打罵，最後幹部朱長仙的丈夫關村學「辦學習班」。朱長仙有理無處講，絕望己的生命討說法——喝農藥殺。
這裡提了朱長仙的丈夫被關入村學「辦學習班」，講不詳細，但我們隨後一個故中的細節補充。➋
監利縣黃歇口鎮新熊村五組農民熊華品，按當標準應稅費二千零八十五元，稅費拖欠未清。二○○○年十一月一日晚，熊剛剛睡，黃歇口鎮副鎮長、管理區總支書記、副書記等七名幹部幾個打手來熊，讓熊華品管理區辦學習班，問為什麼，說你們欠錢。眾人有的卡脖子、有的拉手、有的拉腳，將他雙腳騰空架車。有人還猛擊他的後背，電筒將他的頭打破。管理區後，熊華品其他三個農民被關進一間房子。總支書記說，不管你們哪裡告，我們不怕。
熊華品被放回後，四處找幹部醫藥費，但是不來。他說，我身被打爛，脖子被卡傷，頭被打破，找幹部們不理不睬，醫藥費一推再推，反正我搞不過他們，不死了算了，他們不願三、五百元醫藥費，我三、五元錢農藥對付他們。他村賣店給在部隊的兒子打電話未通，偷偷拿了店裡的一瓶農藥，邊往走邊喝，十幾分鐘後被送往醫院搶救，不治身亡。
【黑屋】
熊華品死後不足二十，監利縣新溝鎮南禪管理區紅陽村農民李啟棟被從床抓走，關進管理區所設的「黑屋」，兩兩夜後凍死。
死者李啟棟六十八歲，公社時期欠糧款電費一百九十元。承包制後，村裡換了五任支書，沒有找李啟棟收這一百九十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深夜，南禪管理區總支書記、副書記村支書、村主任帶著一些打手來李啟棟，求清由一百九十元利滾利已變一千八百元的欠款。李不，連衣服沒穿，就被帶管理區，與其他十人關入十幾平方米的「黑屋」。
同關的一位年輕人說：「屋裡在水泥鋪了點稻草，二十三日被關進來不久亮了。二十四日晚，管理區炊員黃師傅見我們冷發抖，半夜偷偷丟進來幾條麻袋讓我們擋寒。青壯年凍手發抖、腳抽筋，尤其是人一打盹後，時常凍醒。二十五日快亮時，我們發現李啟棟凍快不行了，喊幹部們來救人，他們說是裝的，沒有理睬。等了一會，見他實在不行，我們又喊又叫又踢門，唐輝嚴澤華來了，罵罵咧咧：『一清早，喊什麼喊？吵了老子的早覺，一腳踢死你們！』隔著窗戶李啟棟是不行了，他們才打電話給村支書姜迪，一個時後姜迪來了，他讓每四十元雇來的兩個門人開門進是不是裝的，一確實是不行了，才送往醫院，聽說死在路」。
同被關的人說，李啟棟死後，鎮裡害怕，才將其他被關的幾十人放了，並說李啟棟是病死的，叫他們不亂說。
據記者調查，新溝鎮一貫採抓人關人等手段強行徵收稅費，李啟棟是南禪管理區二○○○年秋徵時所抓的二批。
【黑屋與學習班有何不同】
了述故，明白黑屋學習班是什麼東西了。那是一個權威部門來關押「有過失」的人的方，在這裡，關押是強制實施的，是為懲戒手段使的，是對人身由的剝奪。具有這些特徵的方正是監獄。，鄉鎮政府管理區屬於行政部門，沒有權力建立監獄剝奪公民的人身由，因此我們又不稱為監獄。果不叫「灰牢」的話，我們就向當人一樣稱為學習班或黑屋。
但是為什麼有兩個名稱呢？黑屋與學習班有什麼不同嗎？我的一感覺，就是詞語的產生時間有先有後。開始叫學習班，後來人們發現這裡關人不開課，漸漸改口，直稱黑屋。不過追究來，學習班這個詞在邊引文中最後一次現的時間是二○○○年十一月一日晚十點左右，流行時間並不早於黑屋。我的推測不對。
無奈中，我打電話向者請教。李昌平回答說：「學習班，這是幹部的叫法；黑屋，這是農民的叫法。是一個東西。」
我再一次為廣幹部群眾的創造力所折服。鄉鎮政府不是無權建立監獄嗎？那我們就在權限內辦一個學習班。為了躲避捕食，某些昆蟲長樹枝甚至糞便的形狀，生態學稱為「擬態」。廣幹部的擬態策略更簡捷，更便宜，挑選一個名詞即。農民群眾不肯接受這個名詞，但又不知應該何稱呼這些不是監獄的監獄，於是白描曰「黑屋」。高一尺，魔高一丈，這場識別與反識別的遊戲玩有聲有色。
往遠說一句。張正明先生的《晉商興衰史》，有一段描寫官府何強迫商人「願」捐款的文字：「嘉慶五年（一八○○），山西捐輸有一縣派至十萬兩，勒限催，其未措者，即行掌責，甚至鎖閉監獄，名曰『黑窯』。」➌
湖北人住屋，山西人住窯，黑屋即是「黑窯」。時隔二百年，相距千餘，詞居此相似，其間仿佛有鬼神沒。
【學習班歷史悠久】
學習班名，行關押拘禁實，其歷史幾乎與學習班的名稱一樣悠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力辦毛澤東思學習班＞，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辦學習班是個辦法，很問題在學習班解決。」於是各種各樣的學習班紛紛湧現，許讓人聯拘禁的名稱先後亮相，譬「教育的子女學習班」「偷摸學習班」等等。
在我讀的正式版物的記載中，具有灰牢質的學習班早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便現了，距離最高指示的發表不過半年。據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在《我》一書中記載，一九六八年春節後，他被關入北京半步橋監獄。一九六八年九月底的一，三輛卡車他們拉了北郊的北京市一少管所。原來，他們這些人是托最新指示的福，被送那裡參加二期學習班的。遇羅文寫：
一期在三個月前的這裡，在我們來前已全部釋放回原單位。這無疑預示給我們的希望，但沒有人告訴我們一定釋放哪釋放。（一個月後，輕工業學院一位學生從這裡逃跑，就被毫不留情抓了回來。）
這裡還住著一夥「學習班」，有五、六十人，我們叫它『黑幹學習班』，員是被明確定為「黑幫」的子女，像劉少奇的女兒、賀龍的兒子等，已經在這裡幾個月了，像還沒有釋放的意思。
追溯關於學習班的最高指示發表的日子，似乎並沒有追源頭。專門研究延安時期的學者朱鴻召我談過當時常的一個手段，就是人扣開會學習，不轉變立場不放人。他提一九四二年十月召開的一次西北局高幹會，毛澤東開幕報告，為了讓那些與毛主席不是一條的人轉變過來，會期竟長達八十八，不轉變就不散會。聽這個故的時候，我立刻人度君子腹，猜測那些被扣的領導該何打算盤：脫離權位越久，己的影響就越，被別人代替的就越。再不轉變，鬧二沒本錢了。
這個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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