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宽释放的人员，一批一批走了。有的由属接走了，有的干部送走了。1976年春节前，山西本省的被宽译放人员，绝部分走了；外省的宽释人员，相继离太原。根据劳改局王书记在宣布的政策，我本人所具备的条件，估计我是一批回北京的。但北京的被宽释人员，已经走了几批，劳改局的干部有找我谈回北京的，我有些不解。我劳改局询问原因。一位科长说，早已你的情况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至今尚未接回信；我再向北京打电话问问。问的结果是：我的原工单位已经被撤销；有接受单位，难解决住房工问题。所北京有关方面不同意我回北京。
几经涉，由我女儿向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我回北京，不向政府求住房工，有关方面才同意我回北京。山西省劳改局派了干部护士各一人，1976年3月26日，我送回北京，住在崇内旅馆。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位干部找我谈话。他说：原准备你安置在山西。由你女儿的求，才同意你回北京；住房由你女儿解决，你每月东城区街办处领生活费18元。他打了一电话给我女儿。不久，我女儿我儿子旅馆。那位干部我女儿说：你叫一辆租汽车，你父亲送你给他找的住处，汽车费公安局报销。我女儿了汽车，一直北京北郊清河镇附近的一农村。我女儿在给我向一位农民朋友借了一间房子，我侄女正在给我安置床铺，就是我回北京的新居。
，摆在我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有三：即户口、粮票、住房。那的北京，是“四人帮”统治的，情很难办。我拿着山西省公安厅给我的北京入户证，派所报户口。派所的户籍员问：你住在什方？门牌是少号？我说：我前刚回北京，暂借住在朋友中，我己有住房。户籍员说：户口、户口，必须有住房，才报户口；你有住房，有门牌号数，我无法给你报户口；你先房管局租房子吧。我了房管局，求租房子。房管员说：你拿户口本一。我说：我刚回北京，未报户口。房管员说：我是北京市的房管局，你有北京市的户口，即使有房子，不租给你。我拿着太原市粮食局给我的转粮食关系证明，北京市粮食局领粮票，粮食局的同志说更干脆：你先拿户口本领粮食本，再拿粮食本领粮票。我住的郊区农村，离城约有20，我的视力又不，了解决三问题，几 乎每克服困难，跑回。我访北京市政府、市公安局、公安局东城分局、口 派所、市房管局、东城区房管局、口房营所、市粮食局、东城区粮食局、街办处等等机关。费三月，三问题有解决。
，我听说次宽释放原国民党在押人员的文件，是由中央统战部国公安部的。是我中央统战部访。接待的同志说：我统战部管政治，关生活安置问题，由公安部北京市负责。我又公安部访。我说明意，接待的同志说：政府既让你回，北京市就让你吃饭，不管别的问题怎解决，粮票问题总先解决。他我写了一份材料，由公安部转给北京市公安局。
了一段间，我北京东城区区委统战部访，谈了公安部的意见，求解决粮票问题。东城区委统战部负责人水旺同志热情接待了我，并接受我的求。他即打电话给公安局东城分局，建议每月先借给我粮票，便生活。东城分局同意了。我该分局见一位魏同志，他约定9月10日陪同我粮食部门］，办理借粮票手续。9月9日，毛主席逝世，北京各机关忙办丧，我的借粮票问题延期了。9月旬办妥借粮票手续，每月从北京东城粮食局借粮票28斤。每月18元人民币的生活费28斤粮票，是我回北京的唯一生活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形势始转。东城区委统战部与东城分局研究决定，给我单位户口，报在我女儿的住处。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我北京市的正式公民。剩的一问题是住房问题。东城区委统战部虽已经房管所联系了关我的住房间题，我己次往访房营所，回答总是说：有房子。1977年1月8日，我写了一封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信，寄给了担任全国人常委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同志。信中谈我的困难处境 我回北京将近一年，仍流落在京郊农村中，有一安定的住所。邓姐我的信转给了东城区委。2月旬，东城区委统战部通知我房子。是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座落在北京东城区口东街96号的杂院内。我房管所办了租房手续，1977年3月8日，搬进间平房。我命名间屋“九六陋室”。虽是陋室，却是我的祥。我读书、睡觉、做饭、写申诉、接待新闻记者…在间屋。我在向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单位写了100份申诉（其中包括胡耀邦同志批的那封申诉信），接待了几位新闻记者，我的冤案便白。我在间屋辅导了6名高中毕业生考了；其中的一名在国了博士位。
现在介绍一院的情况。院共住了16户，有14户是工人庭，有一户男的是中老师，女的是工人师傅，他我很照顾。特别我住隔壁的李俭师傅，他是河北省吴桥县，在南口暖瓶厂工。他我生活困难，主动借钱给我，我婉言谢绝。安炉子、挂蚊帐等我做不了的务活，他主动帮忙；他改善生活，他的老伴赵同志总是送给我一份。我的视力很差，烧蜂窝煤不眼；他女儿炳芬、儿子炳洲、炳海轮班给我生炉子、封炉子。院内有厕所，门外胡同公共厕所，晚我不见路，由炳洲或炳海领着我。张梅芬同志是院唯一的一位共产党员，参加街工，常动员我听政策的传达报告；我有病住医院，让的爱人李国强师傅带着水果我。院附近有三位青年工人，听说我搬进了院，主动望我。他的名字叫马长辉、赵端钧、刘汉。他热情诚恳、慷慨义气，帮助我解决了很困难。例：我的视力不，不誊清我向各有关单位写的100份申诉材料，是由马长辉同志代我誊清的。他白班，夜间誊写，每次按写，字字楷书，一字不错。赵端钧、刘汉两同志经常帮我料理务活，换煤气、买蜂窝煤、送文件、病等等，从不嫌麻烦。赵端钧同志的爱人杨同志，每逢节，总是约我改善生活。刘汉我在屋蒸窝窝头，转身献买回一饭盒包子……。是我回北京结的几位青年朋友。有一次我北京陶亭甲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访，遇一位全超凡同志，他我视力不，主动帮我填写了登记表，并我送回我住的方。他次协助我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访，我争取平反，了积极。
1977年暑假是打倒“四人帮”高等院校一次恢复统一招生。有七八名高中毕业生找我给他辅导功课，结果有6名考了。我修订版了《常识问题解答》（物理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