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 政治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国与社协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公民社政治务的合管理，简单说，就是官民共治。些年，包括政治界在内的中国知识界越越重视并倡导国与社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绝不是知识分子的标新立异，不是他不懂中国国情，更不是敌势力“西化”“分化”的结果，不是西方的“陷阱”，不是所谓的“杂音”“噪音”。恰恰相反，是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社政治进步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尽管在官场严重腐败的背景，界难幸免。但我始终相信，中国知识界中恪守良知、担义的有人在。他既扎实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又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果，己的知识思贡献振兴中华的业，一点一滴推动着国民族的进步。
在今世界，所越越的政治者日益强调官民共治或国与社的协同治理，究其原因，主有三。首先，官民共治是实现善治的基本途径，是通往人类理政治状态的必由路。人类已经进入一全球化网络化的新代，人类的理政治状态相应从“善政”转变“善治”。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化的治理程，其本质特征就是政治国与公民社，或简称国与社，处最佳状态，是双方社政治务的协同治理。果从治理主体的角度，人类社至今已经有三基本形式，即治-官治-共治。在国政府产生前，人类实行的是原始治。在国产生的很长间中，人类实行的是独裁专制，即官治。进入现代，官治逐渐让位共治。共治有形式，官民共治是其中的最高形式，官民共治就是民主政治。根据马克思的设，了共产主义社，国将随着阶级消亡，民主不复存在。即使根据马克思的政治逻辑，民主是国存在的最的是最高的形式，官民共治即通向其理的无国无民主的必经路。
其次，改革放我国社已经生深刻的结构变化，社形了三相独立的子系统，即：党政府官员代表、党政组织基础的国系统，或称政治社；企业代表，企业组织基础的市场系统，或称经济社；公民代表、民间组织或社组织基础的社系统，或称公民社。在改革放30年的社变迁进程中，我已经明显，市场系统社系统的力量正在迅速长，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一相独立的中国公民社始形，并且中国的社政治生活生日益重的影响。随着社力量的日益增长，国将不断政民，权社，是一不逆转的社政治进程。国-社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不是国权民的实现形式。我曾经说，纵使有的中国特色，我此不例外。因此，官民共治是社变革政治进步的必结果。
最，在一些公共领域，我正面临严重的治理困境，急需重建新的治理秩序在公共治理领域，最佳的政策效果是“帕累托最优”，即政策相关方有利益的增加，无利益的损失。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现的果则是截相反的情况：利益相关者利益损失者，相关政策不满意。我利益相关方输的政策困境，称“城管困境”。因“城管”现象是类政策的典型案例：管人者与被管者的利益不保障，双方不满意。人怪罪城管人员，但城管人员同冤屈满腹。一政策果有赢有输，无疑是最坏的政策。在现实生活中，仔细观察就现的情况处见。“医闹”，夫担惊受怕，患者则含怨藏怒。再校教育，生、长、老师牢不断。更广泛说，我的维稳代价越越高，不稳定因素却日益增；居民的民生不断改善，人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却有随提高；举国痛恨官员腐败，但腐败却仍在高位区；一方面我提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另一方面我却又在政策助长各公共服务的差异化。凡此，是治理的失序、失效碎片化，是我面临的治理困境。任何一位中华民族的伟复兴负有责任的官员者必须正视公共治理的些挑战，并通深化政治改革，切实推进民主法治，从体制机制解决些问题，破解治理的困境。
任何公共政策有四的效果。其一是政策相关方从中获益，有任何损失，即全赢的局面。其二是数利益相关者从该项政策中获益，少数人的利益受损，即赢少输的局面。其三是少数相关者获益数人的利益受损，即输少赢的局面。其四是政策相关者的利益均不同程度受损，即全输的局面。任何理的决策者应力争一结果，坚决避免最两结果，特别杜绝最坏的“城管困境”。何从根本走目前的治理困境？根本的途径就是重构公共治理秩序，努力实现官民共治或国社的协同治理。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切实推进官民共治，有几着力点。
一，确立核政治价值，重构政治认同。核政治价值是一国民族政治认同的基础，是民主治理的根本价值所在。核政治价值应是社主义核价值体系的主内容。它既传承我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更体现人类政治文明的展方向。我认，从民主治理的角度，由、公正、尊严、谐，就是我应努力弘扬的核政治价值，是官民共治的价值目标。
二，改造公民教育，强化公民在公共治理的主体意识。“人民做主”一社主义民主的根本价值，在现代民主法治条件，有体现具体的“公民身份”或“公民权利”，才真正实现。党的十七指：“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主义民主法治、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政治教育的重点应是公民教育，通政治教育强化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树立公民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公正意识、责任意识主体意识，觉担公共治理的责任。
三，强化执政德，再造政治信任。我既强调执政力执政位，但同强调执政伦理。共产党的执政位既不是与生俱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打坐”是旧政权的逻辑，不应是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的执政逻辑。“权民所有”“权民所赋”“权民所”，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源。因此，官民共治完全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四，完善制度环境，扩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素，有广泛的公民参与，就谈不官民共治。有序的有效的公民参与，需相应的制度保障，需有足够的合法渠。随着公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其公共参与的需求日益增。与公民政治参与的需求相比，我的制度建设明显滞，参与渠远远不够。我应尽快建立完善官民共治的制度框架，让更的公民通合法的途径有序参与公共生活的管理。
五，创新社管理，推进社治。治是民主政治的素，尤其马克思主义者社主义者所重视。社治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现实基础，有官民共治的一突破口。在举国正在力推行的社管理创新中，社治应是重的关节点。社治应特别注重基层方治行业职业治。无论哪一类的社治，必须充分挥社组织或民间组织的重。
总言，官民共治或国社的协同治理，就是政府组织与民间组织共同承担公共治理的责任。从狭义说，它是推进社管理创新、改善社治理状况的关键所在。从广义说，官民共治是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