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四百年的分崩动乱，终盛运再临，有隋唐统一。
隋代三帝，三十九年。
皇九年灭陈，统一中国，迄灭亡，不三十年。唐室，正与西汉前的秦代一。
隋室虽祚短运促，其国计富足，每治史者所艳称。汉，丁口蕃息，仓廪府库盛，莫隋。
按：齐、周户数合计，已超踰魏孝文迁洛一百万，较江南陈氏所有，踰十二倍。口数踰陈氏几及十五倍，较西晋太康全国统一，几踰一倍。此亦北方政治已轨证。
又按：周禅隋，有户三五九九六〇四，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〇〇〇〇〇；至业二年，前二十六年，户增四八〇七九三二。通典谓：“承周、齐，人依豪室，禁纲隳紊，奸伪尤滋。高炯建输籍法，定名轻数，使人知浮客，被疆收半赋；编氓，奉公，蒙轻减征。先敷其信，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人俗康阜；颎力焉。”盖隋政仍沿北魏均田制意，户，归公，达完全功。
晋至隋户口一览：
隋制沿周，周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市有税，隋初皇三年。尽罢，所仰惟赋调，亦复甚轻。
调绢一匹者减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二十日。九年平陈，给复十年。余诸州，并免年租税。十年，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十二年河北、河东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所府库充盈者则有数端：
一、周灭齐，隋灭陈，均未经甚战祸，宁一，已有年数。
二、宇文泰、苏绰，北朝君臣体均注意吏治。隋承其风弗替。
帝受禅，杨尚希表，：“今郡国倍古，或无百，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人少官，十羊九牧。”帝嘉，遂罢诸郡。剌史任武将，不称职，柳彧表谏，罢免。又制刺史不督军，别置尉，使军民分治。又使彧持节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脏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皇三年，长孙平度支尚书，奏令民间立义仓，是州丰衍。其他长吏，有吏干惠政，所称。歧州刺史梁彦光、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令房恭懿等。惟惜隋史遗阙，不详载。刘仁恩、韩则等见张煚、高构诸传。又苏威责五品不逊，立“余粮簿”，威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云：“管内无五品。”又“余粮簿”，使有无相赡，议烦迂，罢。威尝谓：“江南人有业者，不习世务”，此见南、北风异。辛公义、刘旷听讼，公义露坐狱中听讼，讼者系狱，则宿听，不归寝阁。旷则称说义理，晓谕讼者，不决其是非。王伽纵囚，伽罢遣防送卒，纵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与约期至京，曰：“致前却，汝受死。”参等皆期。至唐太宗纵囚，亦承此等风气。此等俨在王莽、光武世。非社经儒术流行既久，不有此。牛弘、薛衡、李谔、高炯、李德林、苏威徒，皆人通达政术。裴政定律，尤所依。宇文、高氏世，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又有门房诛。隋律死刑斩、绞二者；非谋反逆无族刑；改鞭曰仗，改杖笞；定笞、杖、徒、流、死五等。若知隋代风世化此，则吏治渐轨，不足奇。
三、其尤者，则中央政令统一，与社阶级消融。古代贵族封建，及魏、晋门特权，至此皆已消失。全社走一平等线，隶属一政权。故层负担尚甚轻，层收入已甚足。
此层乃隋代与西汉不同点。西汉积高、惠、文、景三世四帝六十年休养，至武帝始盛；隋则文帝初一，即已富足。盖汉初尚未封建蜕，有异姓、同姓诸王侯，韩、彭菹醢（hǎi），迄吴、楚称兵，财富不集中朝。中央政权所直辖者，不及全国三分一。王室虽恭俭，诸王侯封君莫不骄奢纵，与隋初形势不同。
至王室生活节俭，仅其余。
惟吏治已轨，社特殊势力已趋消失，外无强敌胁迫，此的统治权所急切需者，乃一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识，惜乎隋文帝说不此。
隋文奋励政，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引论，宿卫传飧食，勤吏治无度。皇十四年旱，是仓库盈溢，乃不放赈，令民逐粮。唐太宗谓其“不怜百姓惜仓库”。仁寿元年，诏减国子生留七十人，太、四门、州、县并废，虽有谏者不听。隋文殆空设校糜费。
在其末年，储积，足供五、六十年，遂招炀帝奢。
炀帝业二年置洛口仓，仓城周围二十余，穿三千窖。又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穿三百窖，窖容八千石，共积米二千六百万石。李密藉乱，凭人负取，群盗就食者并属近百万口。
炀帝即位，即营建东，每月役丁二百万。
炀帝诏：“南服遐远，东夏殷，因机顺动，今其。”适应一统局面建设新中央，魏孝文已有此计划矣。
元年通济渠，引糓、洛水达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达淮。
魏孝文告李冲：“邺通渠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至淮。南伐日，船战，犹户战。此乃军国计。”则魏孝文亦已先有此意，至隋炀实现。此乃贯通中国南、北两方新形势伟工程。
遂南游扬州。
渠广四十步，旁筑御，长安至江筑离宫四十余所。造龙船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挽船士八万，舳舻相接二百，骑兵翼两岸。
三年，北巡榆林，甲士五十万。幸启民汗帐，筑长城。四年又筑。
四年，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河，北通涿郡。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
六年，通江南河，京口至余杭，长八百，广十丈。
八年，亲征高丽，兵踰百万，分二十四军。九军渡辽凡三十万，至辽东者不足三千人。
九年、十年，再伐高丽，遂乱。
是炀帝的夸狂。一面十足反映国力充实，一面是炀帝身已深深染受了南方文风气薰陶。
隋文平陈，炀帝扬州总管，镇江，置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书万七千余卷。此等皆沿齐、梁故习。又按：炀帝在扬州，聚书至三十七万卷。在此期，炀帝殆已深深呼吸南方文的新空气。
史称炀帝早年“沉深严重，史亦此四字描写文帝。朝野属望。文帝幸其，见乐器弦断绝，又有尘埃。尤矫饰，称仁孝。”则炀帝此意态尚不同。帝吴语，正见其染南风深。在江谓萧曰：“侬不失长城公，卿不失沈”，其欣慕南朝。
其常文负。
谓：“皆谓朕承袭绪余，有四海；设令与士夫高选，亦子矣。”
朝臣至有文词见忌死者。
薛衡死，帝曰：“‘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此语邪？”惟此均不载隋史，通鉴收。
北朝虽吏治、武力胜南方，若论文风流，终南朝胜。
北齐书魏收传：“魏收、邢卲更相訾（zǐ）毁，各有朋党。卲云：‘江南任昉（fǎng），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偷窃。’收曰：‘伊常沈约集中贼，何意我偷任昉！’人谓：‘见邢、魏臧否，即是任、沈优劣。’”又元文遥传：“济王晖业尝宾客，有人将河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
文帝知有吏治，光武亦尚吏治，文儒术，隋文所不。并无国理与规模。若使有苏绰、王通诸人佐，必另有一番气象。炀帝则染了南方文风尚，不前人简陋。此在文帝，朝廷一切仪注礼文，早有摆弃北周，改袭齐、陈者。一因北周模古，简陋中杂迂怪，风尚所趋，转向齐、陈，一。二则文帝篡周，尽屠宇文氏，盖有意超其，不甘因循，二。文盛弊，则至炀帝始著。
隋书文传谓：“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典制。虽意在骄，词无浮荡。故缀文士，遂依取正焉。”此谓“意在骄”，即承南方文风尚。谓“词无浮荡”，则承北朝苏绰诸人影响。又按：唐授，左补阙薛谦疏，谓：“晋、宋重门资，有梁雅爱属辞，陈氏特珍赋咏。逮至隋室，余风尚存。皇中，纳李谔论，制禁断文笔浮辞。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是生徒，相复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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