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新法，不说有功，王安石确是有伟抱负与高远理的人。他新法招人反，根本似乎含有一新旧思的冲突。
所谓新旧思冲突，亦说是两态度冲突。此两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域的区分。
新党率南方人，反派则率是北方人。
宋室相传有“不相南人”的教戒。无论其说确否，宋初南方人不相则系实。南方人的势力，却一步一步侵逼北方人面。真宗的王钦若，仁宗的晏殊，打破了南人不相的先例。
宋史王旦传：“真宗相王钦若，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国者。虽称立贤无方，须贤乃。臣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论。’真宗乃止，旦，钦若始。语人曰：‘王公迟我十年宰相。’”或谓真宗问王旦：“祖宗有宓（mì）谶，云南人不相，此豈立贤无方义”云云。见曲洧（wěi）旧闻。真宗景德初，晏殊神童荐，与进士并试，赐同进士身。寇准曰：“惜殊乃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耶？”又陆游谓：“圣前北人，寇准持尤力。”
南方人在，显是站在新风气最前线。
晁尝言：“本朝文物盛，国初至昭陵仁宗。并从江南，二徐兄弟锴、铉（xuàn）儒，二杨叔侄紘（hóng）、亿。词章，刁衍、杜镐（gǎo）明习典故，晏丞相、殊。欧阳少师修。巍乎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具备。庆历间人材彬彬，皆江南。”
在野校提倡，晏殊知应府，延范仲淹教生徒。五代校废，兴殊始。及仲淹守苏州，首建郡，聘胡瑗师。在朝风节振厉，范仲淹祕阁校理，每感激论，奋不顾身，一士夫矫厉尚风节，此始。文章盛，尤著者欧阳修，奖引进，恐不及。赏识，率闻人。曾鞏、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皆布衣，修游其声誉。宋文，莫盛是。朋党，晏殊平居贤，世名士，范仲淹、孔辅，皆其门。仲淹殊荐祕阁校理，承殊风益进。者从质问，执经讲解，亡所倦。推俸食四方遊士，诸子至易衣。仲淹罢知饶州，尹洙、欧阳修、余靖皆坐贬，朋党论是兴。皆由南士。
司马光与欧阳修贡院逐路取士争议，便已十分表见南方文风气已超驾北方远甚。
司马光谓：“古取士，郡国户口少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请贡院逐路取人。”欧阳修非，谓：“国取士，惟才是择。东南俗文，故进士；西北人尚质，故经。科场东南取进士，西北取明经。东南州军进士取解，二、三千人处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军取解，至处不百人，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比东南，十倍优假。东南千人解十人，初选已精。西北士，业不及东南，解又十倍优假，初选已滥。广南东西路进士，绝无举业，诸州但据数解。其人亦知无艺，一就省试即归，冀摄官。朝廷岭外烟瘴，亦许其此。”
据司马、欧阳两人主张，见北方文风已远逊南方。不仅取解人数不相比，且北方考明经，南方考进士。唐科，即进士，非进士及不官，非善诗赋、论策不及。世遂谓文诗赋盛南方，不知中唐前，殊不尔。进士、明经，难易荣辱绝不同。唐人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则曰：“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欧阳修诗句）试进士日，设香案阶前，主司与举人拜。（此唐人故。）有司具茶汤饮浆。试经生，悉撤帐幕、毡席属，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黔其吻。又曰：“焚香取进士，瞋目待明经。”设棘监守，惟恐其传义。盖明经试先帖文，掩其两端，中间惟一行，裁纸帖，凡帖三字。四、五、六即通。帖文口试义。停口试，改墨义十条。宋吕夷简应本州乡试卷：“‘者七人矣’，请七人名。”云：“七人某某。谨。”又：“‘见有礼君者，孝子养父母’，请文。”云：“文曰：‘见无礼君者，鹰鸇（zhān）逐鸟雀’谨。”又题：“请注疏。”则：“注疏曰云云。”有不，则曰：“未审。”明经仅记诵，故人贱视。史称：“五代干戈抢攘，贡举未尝废，惟每年所取进士，其仅及唐盛半。三礼、三传、究、明经诸科，唐所取甚少，晋、汉明经诸科，中者动百计。”则北方士人考明经，盖五代丧乱，文章坠废。南土较安，故诗赋文日盛。
熙宁间，王安石罢词赋、帖经、墨义，并归进士科，齐、鲁、河朔士，往往守先儒训诂，质厚不文辞，榜是南人，北人极少。哲宗，遂许齐、鲁、河朔五路北人皆别考，取人南北始均。元祐诸老即北人。谓“北人质厚，不文辞”，其实中唐前擅文辞者，北人。中唐，则诗人江南矣。陆佃（tián）在元丰八年有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进士解名劄子，谓：“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五路，是五、六人取一人；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则在南人意见中，尚觉南士机不北人。南北分卷制，直至明代，依不革。诚使公竞选，北人底争不南人，不不此调节。又按：唐韩愈欧阳詹哀辞言：“闽人举进士詹始。”则闽人举进士者必甚少。此三百年，至宋中叶，闽进士常六、七百人，居五一。流寓他处，及占名数京师入太者，尚不在内。新党人亦闽人盛。称吴、楚、闽、蜀。
南北两方文风盛衰比较，面即反映南北两方经济状况荣枯。
司马光谓：“非游京师者，不善诗赋、论策。每次科场及进士，率皆是国子监封府解送人，”盖文、政必待师友风尚观摩，社声气染习。抵北方社，经济日趋枯竭，故士人不游京师。南方经济较优，故游者盛。晏殊、范仲淹及欧阳修辈，皆南人居京朝，名士领袖，风气前导。
因此南人，颇有北方人政治待遇较优，南方人经济负担较重感。
李觏（gòu）长江赋谓：“国重西北轻东南。彼官特举，此官累资。敛此则莫知其竭，输彼则惟恐不支。官资则庸人并进，敛竭则民业隳。贪暴，寒饥。是不盗贼，臣不知其所归。”此乃一极激昂不平鸣。
在北人眼中，则南人在政治势力日扩，似乎非国前途福。
宋人笔记谓：“治平英宗。中，邵雍与客散步津桥。闻杜鹃声，惨不乐。曰：‘不二年，南士相，南人，专务变更，此。’”此说本不信，在此故中，却充分表现北人讨厌南人权理。
中国疆域广，南北两方因形、气侯、物产等等差异，影响及社风习，及人民情；双方骤接触，不免思态度及言论风格，均有不同，易生抵牾。
神宗相陈旭，升。问司马光：“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曾公亮、陈旭。二参政皆楚人，王安石，唐介。必援引乡党士，充塞朝廷，风俗何更淳厚？”此说不知确否，必北人有此论南人者。又司马光与吕惠卿在讲筵，因论变法，至前纷挐（rú）。曰：“相与论是非，何至乃尔？”既罢讲，君实光。气貌愈温粹，吉甫惠卿。怒气拂膺，移尚不言。人言：“一陕西人，一福建子，怎生厮合者！”
所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南方智识分子一新与激进的气味，司马光则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北方智识分子一传统与稳健的态度。刘挚谓：“今有喜敢，有乐无。彼此流俗，此彼乱常。畏义者进取耻，嗜利者守无。此风浸盛，汉、唐党祸必。”挚神宗，言：“臣东北人，不识安石。”其言正足代表两派态度。除却人偶方面，似乎新旧党争，实在是中唐安史乱，在中国南北经济文化转动，一应有现象。
王安石新法，有些似在南方人特见有利，在北方人或特见有害的。
罗从彦遵尧录谓司马光所改法，无不人，惟罢免役失。王安石免役，正犹杨炎均税，东南人实利。今按：罗亦南人，其言必信。政繁则役重，东南役，谅必较重北方。治平四年九月，司马光论衙前有云：“臣见国民间苦正役，改置乡户衙前，又乡贫富不同，乃立定衙前人数，选物力最高一户补充。行十年，民困愈甚。向差正，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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