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七年条曰：“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卓立，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 。视南宋称臣称侄，恬不耻者，相霄壤矣。讵清谈轻哉！”钱昕所言清谈误国问题，本文不置论。所言晋宋短长问题，南宋人读史伤，有论及，钱氏盖本宋人议论，我在此且略加申叙。
袁燮《絮斋集》卷六《策问》“历代国柞”条曰：司马氏“间关渡江，蕞尔微弱，不数年建中兴业。王、苏变，国势复岌岌矣，弱制强，卒清憝。苻、石雄，非晋所敌，胜干淝水，焚其聘币，曾不见中国弱……。”其“备边”条曰：“尝怪晋氏东，江左谓微弱，未尝辄与议。石勒聘，遽焚其币，不知何恃敢！”其卷七《论战》又曰：“晋渡江，国非不弱，未尝肯与敌。石勒聘，辄焚其币……盖强敌在前，晋人朝夕思虑，求胜敌策，所克保其国。”袁燮主是伤此议，他主张南宋不求战亦不应惮战，特别推崇东晋焚币拒一。焚币，即《晋书》卷六《帝纪》咸八年（333年）正月丙子“石勒遣使致赂，诏焚”。王应麟《困纪闻》卷一三曰：“焚石勒币，江左君臣志壮矣。僭号国十六，晋败其一（原注：苻坚），灭其三（原注：李势、慕容超、姚泓）。不清谈议晋。”王应麟同是重视焚币生感慨。清人阎若璩校勘王书，此处有中肯言曰：“王氏毋伤其本朝乎！”
钱昕强调晋人“不与刘、石通使”，义同引袁、王赞许焚币言。我认，东晋“不与刘、石通使”，除了表现东晋君臣的民族气概外，尚有其不不的历史理由。一点与本文主旨有所关涉，前人似未及。所，我在探索其背景，解释其原因，见从八王乱期东晋建国，就是“王与马共”局面形确立的段间内，民族关系展的某连续。
胡族驰骋中原，端八王乱期王司马颖东海王司马越峙的那阶段。司马越司马颖在诸胡族中各结羽党援，借其力仇杀异己。他是引胡骑入中原的直接祸首。八王乱演永嘉乱，永嘉乱演“五胡乱华”，其终极原因在百余年各胡族社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各胡族逐渐内徒，东汉、魏、晋政权又无力阻止一内徙的历史趋势。面包含着民族矛盾。但是在头的候，诸胡族八王乱内战双方各的同盟者兵，则主表现诸王抗非民族抗。至少说，在那阶段，民族抗包含诸王抗内，从属诸王抗，有一独立的抗形式。
八王乱结束，司马颖原所联结的刘、石，陷两京，俘怀、愍，北方的胜利者。司马越的一党却在江左立定了脚跟，因表现南北峙。，情况变了，无论在北方社内部，是在南北间，民族矛盾占居主位。江左的王、马在待北方各胡族的态度，继承了司马越、司马颖峙期间的既实，司马越友、司马颖敌友，司马越敌、司马颖友敌。司马越、司马颖的立关系，影响着江左政策的许方面，其中包括江左北方诸胡族敌友态度的区分。江左“不与刘、石通使”，与此背景有直接联系，至少在江左政权建立的一期内是。
荡战，司马越党幽州刺史王浚，与司马越弟并州刺史司马腾，共兵讨伐司马颖。王浚率鲜卑、乌桓突骑南攻邺。司马越西迎惠帝，王浚又鲜卑、乌桓突骑先驱。幽州的鲜卑、乌桓，尤其是其中的鲜卑段部，遂一支在王浚控制遥助司马越逐鹿中原的重力量，影响江左政治的一因素。
王浚、司马腾兵反司马颖，匈奴人刘渊行宁朔将军监匈奴五部军，随颖在邺，请颖匈奴五部兵，其二部击司马腾，三部击王浚。刘渊魏末至晋，匈奴任子在洛、邺等，本人汉化很深，长期周旋西晋官僚间，熟悉西晋政局。他太原王氏等并州望族的支持，其五部众又已布满并州诸郡县，势力颇强。刘渊兵，司马颖已经失势，匈奴军虽打着司马颖的旗号，实际却是一群无羁马，一支不受控制的独立的军、政治力量，但其锋芒始终指向司马越及其所属诸军。
鲜卑、乌桓兵，所支持的是司马越；匈奴兵，所支持的是司马颖。既司马越与司马颖势不两立，胡人双方势不两立。由此知“五胡乱华”的直接因，是各胡族统治者分别参预西晋统治者间的内乱。据《晋书》卷一零一《刘元海载记》，刘渊兵助颖，其从祖刘宣反；刘宣力主结鲜卑、乌桓援，联合各胡族共同反晋，求兴匈奴邦族，复呼韩邪业。刘宣认西晋的宗王是匈奴的仇敌，所坚决反兵拯救任何一西晋宗王。刘渊则另有机，认匈奴不兵则已，兵“崇冈峻阜”，不“培”。从浅处理解，刘宣结鲜卑、乌桓反晋夺取政权，像是“崇冈峻阜”，但与鲜卑、乌桓共有，夷统华，终究是“培”。从深处理解，刘渊援司马颖兵，先已分享强藩名分；果进一步从司马颖手取政权，那就是中原正朔，国衣冠，华夷将归他。就是说，先附司马颖“培”，正是了最终“崇冈峻阜”。观刘渊建国称汉，追尊刘禅，俨是光复汉旧业，不呼韩邪单居，其机怀抱，似确此。
了抗匈奴刘渊众，司马腾在并州，乞师代北的鲜卑拓跋部首领猗㐌、猗卢兄弟，企图借拓跋部力量从北面匈奴进行牵制。光熙元年（306年），司马越刘琨代司马腾镇并州，刘琨同倚靠鲜卑拓跋部援，与幽州的鲜卑段部保持密切关系。
王司马颖入关，被迫取消了皇太弟称号。司马颖故将公师藩兵赵魏，声言拥颖反越。流落冀州的羯人石勒联络马牧帅汲桑及其它胡人兵，投入拥颖反越的公师藩军。公师藩被杀，汲桑、石勒继续拥兵反越，并且与并州的刘渊结合，司马越在东方的劲敌。司马越致陈敏书说：“羯贼屯结，游魂河济，鼠伏雉窜，藏匿陈留，始奸盗，终图不轨。” 石勒腹患，司马越是深感寒的。
石勒是被司马越弟司马腾从并州掠卖冀州的量羯人一，与司马腾有深仇。他兵投向公师藩，采取拥颖反越的政治态度，是必的。刘琨入并，司马腾离并东，州郡吏民万余人随腾冀州就食，号“乞活”。两力量，即被司马腾掠卖的石勒类随司马腾东的“乞活”，同并州，但由与司马腾的历史关系不同，政治态度截相反，石勒始终与司马越兄弟仇，“乞活”则始终支持司马越兄弟与石勒抗。
，八王乱的最一幕，即司马越与司马颖的抗，由各势力的参与，就进一步扩化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诸王争。垒双方，一方王司马颖、匈奴刘渊刘聪、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东海王司马越、鲜卑拓跋部、鲜卑段部“乞活”等等。敌双方阵线分明，冤冤相报，屠杀无已，动乱愈演愈烈，仇恨愈结愈深。永嘉元年（307年）春，汲桑、石勒声言司马颖复仇，入邺杀司马腾，又杀腾子确；冬，“乞活”腾复仇，杀汲桑乐陵。《乐府诗集》卷八五《并州歌》曰：“奴将军（案指汲桑）何羞，六月重茵披衲裘，不识寒暑断人头。雄儿田兰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 歌中田兰“乞活”帅，并州指司马腾。此歌是“乞活”军中所唱，赞扬田兰并州刺史司马腾报仇斩汲桑，是司马越、司马颖两方势力冤冤相报的一例史证。最，石勒追杀王衍批王公名士，焚司马越尸，俘司马越子；匈奴刘渊、刘曜又与石勒配合，先颠覆了司马越操纵的晋怀帝越侄司马保钳制的晋愍帝两司马氏朝廷，使司马越王衍族在北方经营的政治势力完全覆灭。此，匈奴刘氏羯人石氏先在北方立国，“乞活”势力则长期留存北方与刘、石抗衡。
驰骋中原的刘、石既始终与司马越、王衍敌，由司马越、王衍派的江左政权敌人。江左政权由历史的原因“不与刘、石通使”，是势所必的。何况北方刘、石势盛，咄咄逼人，通使求亦非易。刘、石忙付北方各反势力，忙应付本族内部无穷无尽的权力争，实无暇顾及江左，一有江左形严重又持续的军压力。情况，又使江左政权辑内部，暂安一隅，无须汲汲与刘、石通使，甚至敢焚石勒币示决。就是前引钱昕语的历史背景。
王导、司马睿不但继承了司马越、王衍执政期形的与刘、石抗的政策，北方存留的拥越反颖势力，包括一些民族势力，己的盟友，与共抗不共戴的刘、石。洛阳陷落，司马睿即有讨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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