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遭到挫折，但作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长期战斗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通过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生产形势开始好转。1972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除粮、棉生产因自然灾害略有下降外，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635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其中工业总产值2547亿元，比上年增长6.6％；农业总产值1088亿元，比上年下降0.18％）。在工业产品产量中，钢达到2338万吨，比上年增长9.7％；原煤4.1亿吨，增长4.6％；原油4567万吨，增长15.9％；发电量1524亿度，增长10.1％。全国铁路货运量约17.8亿吨，比上年增长5.6％。此外，国家财政实现收支相抵，并略有结余。
197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增值9.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5％；农业总产值增长8.4％）。在工业产品产量中，钢、原煤、原油和发电量等均比上年有所增加，铁路货运量也进一步提高。粮、棉、油等农业产品产量亦出现增长势头。国家财政继续保持收支相抵，略有结余。
在人民生活方面，国家自1971年11月起开始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的工资。这次调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增加职工工资，全国调资面约为28％，一年共增加工资基数11亿元。
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以及在经济工作中重犯“左”倾冒进错误，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曾出现职工人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方面的突破问题。周恩来首先发现并采取措施解决“三个突破”。经过两年的努力，“三个突破”被及时控制，基本稳住了局面，使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一尖锐矛盾得到缓解。
1972-1973两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事实说明：周恩来抓住林彪一伙要害，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力整顿企业，恢复各部门的正常工作，正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同时，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破坏国民经济、损害人民利益的有力批判。
其次，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站出来，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有力否定。
例如，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公开复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党内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否定了由此制定的党中央的有关决议，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加快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促使更多的老同志及早获得解放和恢复工作，必然要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时期解放、复出的一批领导干部，正是反对和抵制“四人帮”、直至最后粉碎“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各部门帮派势力的骨干中坚。
第三，文教科技等战线的工作开始有了起色，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压抑的情况有所改变。“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文教科技界的广大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这些领域的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林彪事件之后，特别是自1972年下半年起，周恩来多次提出要批判文教科技界的极左思潮，并亲自领导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真正看到了希望所在。由此，文教科技战线的工作重又出现生机。
在文化界，这一时期的报刊、图书种类开始扩大，印数明显增加，一些出版社也开始整顿恢复，文物考古事业亦取得重要成果。《园丁之歌》等剧目的出现，更是打破了几个样板戏长期垄断文艺舞台的局面。
在教育界，广大教师纷纷起来批判林彪一伙煽动极左思潮、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合理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得到恢复，高校招生的质量逐步提高，数量有所增加，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人们学文化、学业务、学技术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非难。此外，国家还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首批留学生。
在科技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再度提出，给科研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在周恩来亲自关心、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遭荒废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实验室、研究所的改造和建设等受到重视，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除文教科技界外，这一时期卫生、体育等各界的工作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第四，对外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林彪、江青集团插手下，“文化大革命”中的对外工作曾发生多起重大涉外事件，给国家声誉造成极大损害，是建国以来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外交工作排除干扰，进展迅速，取得了重大成果。
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引起对外关系的一系列新变化，与我国建交和要求恢复正常关系的国家与日俱增，“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受孤立、被封闭的情况开始好转。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首脑会晤并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标志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同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协议，两国外交代表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订了中日建交的《联合声明》，更引起国际间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震动。同年10月，我国又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73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90个，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这一时期出现的外交格局的新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我国受包围、被封锁的不利形势，而且对于后来我国不断发展扩大对外交往，直至今天我们在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下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历史性的影响。
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党的健康力量长期以来不断纠正党内存在的“左”倾指导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坚持抵制“左”倾错误，向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可以说，从“文化大革命”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从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一大二公”的“左”的指导思想统治到各个领域里极左思潮泛滥，其核心都是一个“左”字。二十多年来，“左”已发展成为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因而使这场斗争具有深刻的意义。
1970年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所拟定的“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中，曾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明显地暴露出当时的一种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产量、高速度的情绪。这种经济工作中“左”的偏差，虽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却有着近似的思维方式，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正是这种“共同点”，使得二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能够结合在一起，造成更大的破坏性。
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以极大的精力抓了消除极左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和影响问题。1971年底，周恩来首先发现了国民经济中的“三个突破”，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应当说，这一时期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三个突破”，固然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的恶劣影响有很大关系，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严重偏差，而这种偏差，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党在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未予根本纠正的结果。为此，周恩来曾多次将它们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1973年2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就曾列举“大跃进”期间过多投放货币的历史教训，告诫票子发放已“到了最大的警戒线”；针对出钢不能轧材的情况，他指出，这“还是10年前存在的问题”。1972年11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更明确指出：“急躁情绪，20年都在犯！屡犯屡改，屡改屡犯！”道出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这种顽症。
周恩来在批判极左思潮中解决“三个突破”，反映出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党内健康力量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再次努力，是“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集体一贯纠“左”的继续。
早在“文化大革命”准备和酝酿期间，党内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中愈来愈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就产生过不同意见，出现多种方式的抵制和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等分别采取多种方式，力图将这场“史无前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