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德·姜 Ted g——著
敬雁飞——译
特德·姜（1967——）是一名富有影响力的美国科幻作家，他出生在纽约的杰弗逊港，创作的中短篇获奖众多。在同时代的短篇科幻作家当中，他即使不是最卓越的那一位，也无疑是最为卓越的之一。特德·姜也曾获得约翰·W.坎贝尔奖最佳新作家奖，并于1989年参加过号角作家工坊。他于布朗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学位，目前居住在西雅图附近，从事科技方面的写作。
在奖项方面，特德·姜拥有惊人的纪录：他出版过的几乎每一篇小说（总共不到二十篇）都曾获得奖项或提名，包括：《巴比伦塔》（，1990）获得星云奖，《你一生的故事》（1998）获得西奥多·斯特金纪念奖与星云奖，《七十二个字母》（，2000）获得侧面奖，短中篇《地狱是上帝不在的地方》（，2002）获得轨迹奖、星云奖与雨果奖，《商人和炼金术之门》（，2007）获得星云奖与雨果奖，《呼吸》（，2008）获得轨迹奖与雨果奖，《软件体的生命周期》（，2010）获得轨迹奖与雨果奖。
我们再版的《你一生的故事》，是一篇以语言学（包括七肢桶的语言！）为核心的与众不同的故事，既讲述了与外星人的第一次接触，又审视了自由意志。特德·姜用精湛的手法呈现了一个与我们的文明截然不同的外星文明，以及理解这种文明后可能面临的危险与陷阱。
尽管特德·姜并不是语言学家，但他在这篇故事中描述的语言学知识——包括语言共性与文字系统——在该领域的专家看来都颇为真实。语言相对论在故事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包括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该假说认为，一种语言的结构影响着说这种语言的人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换句话说，即语言构建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在探讨这个话题时，特德·姜推翻了一般科幻小说中，外星人只需看看电视就能学会我们的语言这种点子。这篇小说已被改编为电影，主演为艾米·亚当斯与杰瑞米·雷纳。
你父亲就要问我那个问题了。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想要聚精会神，留心每一个细节。今晚我和你爸爸刚从外面回来，我们吃过晚餐、看过表演后，已经是后半夜了。我们来到露台上，抬头看着满月。然后，我告诉你爸爸我想跳舞，他便顺了我的意思。此时此刻，我们正慢慢跳着，三十好几的两个人，在月光下像孩子一样前后摇摆着。我丝毫感觉不到夜晚的凉意。然后，你爸爸说：“你想要个孩子吗？”
眼下，我和你爸爸已经结婚两年多了，就住在埃利斯大道上。等我们搬出去的时候，你还小，不会记得这座房子，但我们会给你看这儿的照片，跟你讲这儿的故事。我很乐意为你讲讲今晚的事，告诉你我是怎么怀上你的。然而这么做最合适的时机，是等你自己准备好生孩子以后，可我们永远也没有那个机会了。
太早跟你说这些也没用，因为你在一生中大多数的时候，都不会愿意静静坐着听这么一个儿女情长的故事——你会称之为“傻不啦唧”的故事。我记得你十二岁时是怎么构想自己的出生的。
“你生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想要个免费的女佣。”你会一边愤恨地说着，一边把吸尘器从柜子里拖出来。
“你说得对。”我会说，“十三年前我就知道今天这地毯需要吸尘，而且生个孩子是完成这活儿最省钱也最省事的办法了。你就爽快地接着干吧。”
“你要不是我妈，这么干是犯法的。”你会激动地说着，同时解开电源线，插进墙上的插座。
这个场景会发生在我们位于贝尔蒙特街的家里。我们有过的两个家都会换陌生人搬进去：不管是我怀上你时住的那个家，还是你长大的那个家。有了你的几年之后，我和你爸爸会卖掉第一座房子。你离开后，我很快就会卖掉第二座。等到那时，我和尼尔森已经搬进我们的农场，而你爸爸会和那个女人住在一起。
我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结束的，我时常都在想这个。我也常常回想它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在几年以前，轨道上出现了飞船，草原上出现了人造物体。政府对此几乎缄口不言，小报却把一切可能性都说了个遍。
然后，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有人想和我见一面。
我看见他们在我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等着。他俩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一个穿着军装、留着平头，带着铝质公文包，似乎在用批判的眼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另一人一看就是学者，下巴留着大胡子、唇上留着小胡子，穿着灯芯绒服饰，正在浏览一旁公告栏上层层叠叠钉着的纸张。
“韦伯上校，对吧？”我和那个军人握了握手，“我是路易丝·班克斯。”
“班克斯博士，感谢您抽空和我们谈话。”他说。
“没事。只要能找个理由不参加学术会议，怎样都行。”
韦伯上校指了指他的同伴：“这位是盖瑞·唐纳利博士，我在电话里提到的物理学家。”
“叫我盖瑞就行。”我们握手时，他这么说，“我已经等不及想听您的意见了。”
我们进了我的办公室。第二张会客椅上堆了几摞书，我把它们搬开，然后大家都坐了下来。“你说想让我听一段录音。我猜，是和外星人有关。”
“我能提供的信息，只有这段录音。”韦伯上校说。
“好吧，那咱们听听。”
韦伯上校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台磁带录音机，按下播放键。这段录音听着依稀像是一只湿漉漉的狗在抖皮毛上的水。
“你怎么看？”他问。
我没有把湿漉漉的狗的比喻说出来，而是问道：“这段声音是在什么情境下录制的？”
“我无权告诉你。”
“告诉我有助于破解这些声音。外星人说话的时候，你能看见它吗？它有没有同时做些什么？”
“这段录音是我能提供的全部信息。”
“即便告诉我你见过那些外星人，也不算走漏消息。公众早就觉得你们已经见过了。”
韦伯上校不为所动。“对于这段录音的语言学属性，您有任何的见解吗？”他问。
“这么说吧，它们的声道显然和人类有巨大的差异。我猜这些外星人长得不像人吧。”
上校正要做些不置可否的答复，盖瑞·唐纳利开口了：“根据录音，您能猜一猜吗？”
“并不能。这些声音听着不像是用喉头发出来的，可光凭这个，我没法判断它们的长相。”
“任何东西——你还能告诉我们任何一点别的东西吗？”韦伯上校问。
我看得出来，他并不习惯向平民讨教。“我只能说，因为生理构造上的差异，要和它们建立交流会非常困难。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使用的声音是人类声带发不出来的，人类的耳朵也可能无法分辨这些声音。”
“您是说次声或者超声的频率？”盖瑞·唐纳利问道。
“倒也不是。我只是说，人类的听觉系统并非绝对的声学仪器。它旨在尽可能地辨认人类喉头发出的声音。面对外星人的声音系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耸耸肩，“也许，经过充分的训练，我们能够听出外星语言中音位 之间的差异。但也有可能，我们的耳朵就是分辨不出在它们听来有区别的语音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使用声谱仪来弄懂外星人在说什么了。”
韦伯上校问：“假设我给你听一段一小时长的录音，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判断我们是否需要声谱仪？”
“光凭录音的话，不管听多长时间我都没法判断。我得直接和外星人对话。”
上校摇了摇头：“不可能。”
我尽量温和地向他解释：“当然，那由您决定。但要想学会一门未知的语言，唯一的方法就是和以它为母语的人互动。我说的互动，是指提问题、进行对话之类。不这么做，就不可能办到。所以，如果您想学会外星人的语言，就必须安排一个受过专业语言学方面训练的人去和外星人谈话，不管那人是我还是别人。光凭录音是不够的。”
韦伯上校皱起眉头：“你似乎在暗示，没有哪个外星人能通过监控我们的广播来学会我们的语言。”
“我觉得不能。它们需要专门为外星人设计的人类语言教材。要么得有那个，要么就得和人类互动，有了两者中的一样，它们才能从电视里学到很多东西，否则连门都入不了。”
这点显然让上校兴致勃勃。他的想法明显是，外星人知道得越少越好。盖瑞·唐纳利也读懂了上校的表情，翻了白眼。我忍住了没笑。
接着，韦伯上校问：“假设你为了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而跟说这种语言的人对话，你能不能在学语言的同时，不教会对方英语呢？”
“这得看对方有多配合了。我在学习对方语言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对方也会学到一点英语。但如果对方愿意教我们，它们就不必学会很多。换个角度讲，如果它们更想学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