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時代三部曲」的一個蠡測
／張春
二十世紀的說與他們兩、三個世紀的同行前輩最顯著的差異一，是前者往往透過品探討「說是什麼？」這個命題；且總是找不答案。有些時候——在一些高明的那裡——答案常常被刻意隱藏來，或者，他們寧找不那答案。因為在這樣眼中，「說是什麼？」不是一個解釋的陳述便回答的。關於它的思索還包括了本人的實踐在內；總會：在他前兩、三百年乃至兩、三千年，甚更久遠的歷史裡面，早就現過無數計的說故的人。「說是什麼？」便不是一個教科書式的術語及其體系所包攬囊括，是無數計的生活中的人對那生活的思索、像及——更重的；進一步詢問思索、像本身的意義。這樣的比他們的同行前輩追問了更的是：說與哲學歷史間的聯繫究竟何？即使他們的品未必較後者更加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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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這樣一位生於一九五二年的北京，文革時期在雲南插隊、在山東當過教師，街工廠幹過工人，進入學工科就讀，又入研究所學文科，乃至遠赴國匹茲堡學取文科碩士學位，再學電腦、至統計系做助教，回中國後還分別在中國人民學北京學教書，他會寫什麼樣的品？
王波在《黃金時代》一書的後記中此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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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初，有一位印象派畫畫了一批倫敦的風景畫，在倫敦展，引了很轟動——他畫的空全是紅的。觀眾當為是畫存標新立異，當他們步畫廊，抬頭時，發現因為是污染的緣故，倫敦的空的確是磚紅色的。空應當是藍色的，但實際是紅色的；正我們的生活不應該是我寫的這樣，但實際，它正是我寫的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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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抱持著一個「文學反映（表現）生活」的真信仰，從較寬泛的角度，王波不例外，是他說「我們的生活……實際，它正是我寫的這個樣子。」，王波並不誠此真。相對，正因為他發現：當書寫介入「應該何」「實際何」的生活間必定造扭曲、展現荒謬及充滿諷刺的時候，他開始暴露這一個層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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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這三部百餘萬言的鉅，讀者一軸貫：人越是企圖透過書寫活動（無論那是紀錄歷史或創說）逼近所謂的生活，就越是遠離生活；反過來說：人越是確鑿不移生活，就越體驗書寫活動無孔不入、無遠弗屆扭曲宰制著生活。更焦慮與困惑是：果書寫活動正是某人的生活，又當何？
☆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裡的王二敘述了他陳清揚間激烈動人的愛，使這愛激烈動人的「偉友誼」（王二諷謔的語）背後還有一份不或缺的觸媒：王二的「代材料」；在這個二十一歲的插隊知青他麗率真的情人間，還有一個隨時求倆人坦白體關係細節的「面」，正是這個「面」（從較低層的人幹部整個權力機制的隱喻）使主人翁兼敘述者王二有了諷謔的格調與神韻。他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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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我的代材料最有文采。因為我寫這些材料時住在招待所，沒有別的幹，就像專業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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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在此奠定了他為一位說的主關切——這份關切一直貫穿著他的寫生涯；他試圖透過最原始、簡單、質樸、且為說們再三揉製不厭的愛情告白來指襯人「抗拒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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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薄的反對者（無論他們是否經由運動或革命取權力，變另一個「面」）真正的謬誤是欠缺「抗拒的深度」是王二（毋寧甘冒現當代文學研究慣例不韙逕指為者王波的化身）寧藉由愛情這個幾乎無人夠抗拒的處境題材來宣示；無深度則不抗拒。為什麼將俗不耐的愛情告白視為一種「抗拒的深度」呢？理很簡單，因為者王波有一種塞萬提斯式的覺——塞萬提斯對庸俗浮濫的騎士文學嗤鄙尤甚，又對它的操熟極流——王波便這份覺灌注說的主人翁兼敘述者王二身，使王二在不同的故中一則與愛情密不分的告白（包括的啟蒙、青春的騷動、長經驗的核價值建立等等）來掩護他的深度抗拒。抗拒無所不在的「面」的窺演式偵伺與監控；其深度的特徵一是者讓王二敘述且演的不是《一九八四》那樣單薄的悲劇，在《黃金時代》裡，我們讀嬉笑怒罵的豐富生活情感。
☆白銀時代☆
了《白銀時代》，王波失了名字，變一個純粹的「我」，「我」任職於寫公司（很容易令人中國陸各的「場」「文聯」組職），是一個「頭頭」，除了己正在寫一部有關師生戀題材的說外，還負責批改刪削手的稿子。至於他己的稿子，呈給面的「頭頭」批閱。「我」在這個故裡展延了《黃金時代》裡對書寫活動的反省。質言：一種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工具糾纏的書寫活動虛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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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層反省實則已覆按了《黃金時代》裡堅持暴露愛完整細節的王二及陳清揚藉「代材料」書寫活動爭取我尊嚴的底蘊，是「我」在全文十二節中此譏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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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愛經歷，有必在此補充幾句：你所知，這種前是不讓寫的。假我寫了，面就槍斃有關段落，還批一句：脫離生活。現在不僅讓寫，且每部有關愛情的說有一些，是不准太過分。這就是說，不過分的愛描寫已經了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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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的命意不在重彈《黃金時代》愛為抗拒武器的舊調，他更在十六節中直指「生活」這個語詞的空泛及其與「描寫生活」虛矯書寫活動，乃至於「體驗生活」偽飾姿態的辯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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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知，說裡准許虛構，所沒有什麼真正的說。但它分你真正寫的說你不寫的說。還有另外一種區分更有意義：有時候你真正在寫說，但更的時候你是在過著某種生活。這做愛相仿：假一個男人一個女人雙方做，那他們就是真正在做愛。假他們不，別人卻求他們做，那就不是做愛，是在過夫妻生活。我們坐在辦公室裡，不是在寫說，是在過寫生活。在這種生活中過膩了，就體驗生活——這應該說是個錯誤。體驗的生活你在過的生活其實是毫無區別的。……真正寫，就必須從所謂的生活裡逃開。真正寫，就必須生活外。但我不敢告訴這個結論。我膽子很，不敢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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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不慍不火的譏譏人裡，王波超越了對「面」的威權機制或政治氛圍的譴責控訴，他走比薩米爾欽、奧威爾、赫胥黎還遠；更明確說：王波所關切的已非純是宰制機器由人間老生常談的敵意，是說這個體制生活間的頡頏或對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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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於《白銀時代》的＜未來世界＞將「與生活對峙」的戰線拉長，使說有了傳記歷史這兩個盟友。＜未來世界＞分為＜我的舅舅＞＜我己＞兩篇。敘述者——一個歷史學——「我」在篇中為舅舅打造了兩個不同版本的身世。讀者輕易分辨孰為「真」（傳記），孰為「假」（說）。不過者的意圖並不在這樣的分辨。他讓這位歷史學的「執照」被版署吊銷——因為「我」所寫的＜我的舅舅＞（其實就是讀者察覺其為「假」的「說」）傳記名發表在《傳記報》，犯了「直露」「影」的錯誤。「我」於是失了信卡、住房、汽車、學位、身分證及一切文件檔案記錄。「我」被「重新安置」，變了建築工人Ｍ。Ｍ最後恢復原來生活（包括姓名、身分、執照、房、車乃至信卡）的代價是籐條鞭打屁股及不再發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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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發表品非但不意味著不寫，不發表品反是寫「更直露的書」的掩護。我們一方面將「我」的這個遭遇視為對檢查制度或國政權的譏諷，這樣失過淺。深入翫味，則「我」的不發表品，正是與被禁制的「寫生活」決裂斷離，延續了《白銀時代》中那個真正「寫就必須生活外」、「從所謂的生活裡逃開」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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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王波——及說中敘述者兼主人翁——言，生活註定是「被縮減」的；無論它是被政治縮減、被權力縮減、被歷史或傳記的載錄書寫所縮減，抑或是被活著的人無覺、無意識所縮減。是，說這個「生活外」「從所謂的生活裡逃開」的行動才具有意義。因此，收錄於《黃金時代》的＜我的陰陽兩界＞一章二節裡，才會有這樣的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