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辑 我的传
1节 生平述略
我生甲午中日战争前一年（1893年）。此次战争，国际侵略日加，国势危殆。1937年“七七”变，我国又遭受日寇长达八年久的入侵。我的半生恰是在两次中日战中度的。我原名焕鼎，祖籍广西桂林。但曾祖京试中进士，即宦游北方。先父名济，字巨川，清末内阁中书，晋候补侍读，其工主皇史宬抄录皇档案。先父人忠厚，凡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同又重侠义，关局，崇尚维新。因此不求子女读四书五经，送我入中西堂、顺中堂等，习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在我同辈人中是少见的。由先父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表明己意见止，从不加干涉，同又刻关国前途，与我议论国，既全了我的，又使我隐萌露国社的责任感，鄙视谋一人一衣食的“了汉”生活。向，促使我中即人生问题社问题追求不已。社问题，最初倾向变法维新，又转向革命，并中毕业前参加了同盟京津支部，从推翻满清的秘密活动。辛亥革命爆，遂在同盟《民国报》任外勤记者，因亲睹政坛丑行。我又读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主义神髓》，受书中反有制主张的影响，因热社主义，曾写有《社主义粹言》册子，宣传废除财产有制，油印分送朋友。1913年退《民国报》，在革命理与现实的冲突中，己原有的世思抬头，是居潜研究佛典，由醉社主义转倾向世。在此思，1916年我写并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独推崇佛法。随我此文面求教蔡元培先生，遂先生引入北任教。1917年我在北哲系，先讲授“印度哲概论”、“儒哲”等课。此正值“五四”运动前，新思潮高涨，气氛我等讲授东方古术的人说无形中存在着压力。在此情势，我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即产生了根据讲演记录整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一书。书中我提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分三路向的见解，同在人生思归结中国儒人生，并指世界最近未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些见解反映身，便是放弃念，并此书版1921年结婚。随着在北任教间的推移，我日益不满校是讲习一点知识技的偏向。1924年我终辞北教职，先山东曹州办，又回京与一班青年朋友相聚共，实行与“青年友”“教育应照顾人”的全部生活的理。1927年在朋友的劝勉，我南北伐不久的广州。在我一面觉南方富有革命朝气，全国局转带一线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俄师，模仿国外，背弃中国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虽接办了广东省一中，但此考虑更的乃是己的“乡治”主张。依我，由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惟有先在广农村推行乡治，逐步培养农民新的政治生活习惯，西方政治制度才在中国实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晓庄校、黄炎培先生江苏昆山乡村改进、晏阳初先生河北定县平教实验区及山西村政，适逢彭禹廷、梁仲华创办河南村治院，我应邀任院教务长。是我投身社改造活动的端。但因军阀蒋阎冯中原战，未满年停办。旋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该院设研究部与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并划邹平县实验区（扩十余县）。实验区有师范、实验、试验农场、卫生院、金融流通处等。县设乡、村。乡、村政教合一组织，它全体乡民或村民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技术，提高生产，展农村经济，从根本建设国。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被迫停止。抗日战争爆，动民众与国内团结抗战所必需，是我始追随国人，此奔走。1937年8月应邀参加最高国防议参议，曾动员民众有所建议。1938年我访问延安。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始。访问目的不外考察国共再度合，民族命运现一转机，共产党方面放弃内斗争否持久，同探听同仇敌忾情势，何努力巩固此统一局。此曾与毛主席见八次，其中两次竟夜谈。关旧中国的认识，意见不同，有争论。但他从敌友我力量比、强弱转化、战争质等分析入手，说明中国必胜、日本必败问题，令我非常佩服。1939年感留在西南方无尽力，我又决华北华东敌游击区，巡视中国共双方协助。经皖、苏、鲁、冀、豫、晋六省，沿途动员群众抗战，历八月，历经艰险。在战目睹两党军队摩擦日增，深感任其展，轻则妨碍抗战，重则内战重演，是返回四川方，除向国共双方指陈党派问题尖锐外，更与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共商组织“统一建国同志”，增强三方面力量，调解两党纷争努力。1941年初，皖南件爆，国内团结形势进一步恶化，遂又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将“同志”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同被推赴香港创办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向海内外公宣告民盟的立。不料报纸创刊仅三月余，即因日军攻占香港停刊。我不不化装乘船逃离香港，桂林。在此我负责民盟华南区工，边从争取民主、宣传抗日的活动，边从写。1945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宣告结束，两党领导人又晤重庆。眼见敌国外患既，内部问题亦望解决，我即有意退现实政治活动，致力文化工。及至参加（重庆）政治协商议，协议告，我更中国步入坦途在望，是托周恩先生带信给毛主席，说明己退现实政治意，同表《八年努力宣告结束》等文，向社表明迹。因未获毛周二位谅解，我1946年3月再度访问延安。但局旋即恶化，我不身，反被推任民盟秘书长，参与国共谈。至1946年底，终因国民党决动内战，谈破裂，我即辞秘书长，重庆北碚，创办勉仁文院，在此讲并完了《中国文化义》的撰写工。书中总结了我中国历史文化的见解，并指：“中国文化伟非他，是人类理伟。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的缺欠，是理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全国解放，1950年我由四川北京，与毛主席次谈话，表示愿在政府外效力国，并建议设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终因故未实现。1952年解放前的思与政治活动做一番回顾与初步检讨，写《我的努力与反省》一长文。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扩议言，受毛主席严厉批评。1955年批判更在全国展。此我即将主间与精力投入著述中。1960年着手写《人与人生》一书。是早20年代即酝酿的著，认最关紧，此生定须完。不料因“文化革命”始，参考书尽失，写工被迫中断。是在抄未逾月的困难情况，另写《儒佛异同论》及《东方术概观》等。至1970年，才重理旧业，续写《人与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运动。因我坚持“批林，不批孔”，所占的间更，写近停顿。至1975年中，此书终告完。在此书《记》中所说，“卒偿夙愿暮年”，了却一桩，我的著述活动随基本结束。最，我《中国文化义》序中的一段话，此文的结束语：就人生问题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入乎百。一旦人生理若有所，则亦不复求。假视哲人人应该懂的一点问，则我正是懂一点已。卒，人生问题我有了我的见解思，更有了我今日人行。同，中国问题几十年急切不解决，使我不不有所行动，并耽玩政治、经济、历史、社文化诸。一旦中国前途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问。究竟什算问，什不算问，且置勿论。卒，中国问题有了我的见解思，更有了今日的主张行动。
回顾，我就是跋涉在己的人生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