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辑 我的主经历
61节 追记毛主席的谈话（1）
1938年1月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
我1938年1月初旬访问延安毛主席的谈话，曾记述年所写《告山东乡村工同人同书》（由乡村书店在武汉印）。其在香港《光明报》表《我努力的是什》一长篇连载又述及。前详略不同，参。今此文主是追记1946年3月我又访问延安的谈话，及1950—1952年间在北京几次晋谒的谈话。
在北京的谈话，每次总是主席派车接中南海颐年堂主席寓所的；1953年秋9月就有了。
一、1946年3月访问延安的谈话纪
先说此次延安的动机。那是在重庆的旧政协，我宣称不参加将组织的联合政府，求中共方面的同意必须访谈的。
旧政协议1946年1月10日始，至30日闭幕。按照协议说，应该组各党派联合政府，召国民，制定宪法，依法选举总统步入正常政轨。闭幕前夕共方周恩代表将返延安请示，签字，特国府路300号民盟总部换意见。此我预先写给毛主席一封信，即托周公带，表明我退现实政治，从思言论工，不参加联合政府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许。毛主席手答一信，经周公带回面我，略谓参加政府与从言论工不相妨碍。周公面语尤见严厉。他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我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敲，你却临门退，影响不良，绝不许。我一面在报纸先刊《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及《今我致力所在》两文表明衷怀所存，一面即不不有延安行。
知，且将实行的宪政是张君劢巧妙设计，国民党所同意，共产党所同意，民盟内外各党派所同意，惟独我一人却认其不行中国。此宪政是英国政制蓝本，形式格局袭取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英国政制原是我少在清末所梦寐求者，入民国即逐渐觉悟其不行中国（具见1931年表的《我政治一不通的路》一文）。在那节各方全同意，我一人无法持异议，有闷在。但我随众参加实施其，又岂。在缺乏眼光的各方面实行宪政的候，我人退现实政治，站在批评立场，抒夙怀意见，属必。延安就是向毛主席他倾吐此中曲折。
彼重庆、延安间的往全赖国军飞机。军人员既有驻北平（北京）军调处执行部者，亦且有两人驻延安。因此在通就所借助他。我便是经周公代安排行。记同行的全是中国人，先北平，次日乃换飞机延安，同机者有肖克将军等共方人员。飞抵延安毛主席在场接待。我随他一车至枣林他的住所休息饭。据闻毛主席方在病假养息中，刘少奇被称代主席，似乎例行公一付刘。我增进共方朋友我的了解，在我倾吐积怀希望有些人在座。毛主席允约集十人听我谈。谈座中记有任弼，其他识或不识，现在不尽记忆。
我陈说己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主张，分两段说。先就彼政协所取协议的宪政，申论其必将行不通。不二年三年，或许一年就失败。——附带说：毛主席宪政似未寄信，在刘少奇等人那便是中国政治的路了。但毛主席却仍亲口我说，他准备搬苏北清江浦；他将常住在清江浦，遇中央政府南京一行。似乎假定宪政施行一。——局两党合的宪政失败别寻路，我有预先准备的一方案在此，愿提供中共朋友参考。，不那，不必考虑。
关英式宪政必将失败的话，今不谈。我预备的方案隐约有一前提，就是蒋介石的死，或他失势台。话不明说，竟被任弼觉察，问我：“你是说待蒋介石死了吗？”我点点头。此公聪明，在建国不久便故，真是惜！
继续谈我预备的是政治各方面合的方案，既非一党垄断局，亦非党互竞，是党的合。蒋是任何方式合的死敌。蒋不，皇帝制度在中国仍名亡实存，群情不安，局不定。，我固未料中共一方兵力驱除，竟尔奠定无产专政局今日者。我就常情常识申说我怀抱的见解主张。
我的主张根据我中国前问题的认识，前的中国情况则基中国社本质（组织结构）有所不同世界他方。原是八年前我一次延安曾毛主席往复辩论两通宵未解决的老问题。那他说我太强调中国社的特殊忽略中国社仍有其一般，我则反责他忽视了中国社的特殊，偏从一般中国。实际我此陈说的主张，仍就是八年前曾经提的那一建议。不今所见更逼真，筹思更加熟了。
八年前那一建议就是国内各方面（主是两党）从的团结抗敌前进一步，确定合建国计。其入手即在“外求民族解放，内完社改造”两问题换意见，互相磋商订定国是国策。此有果，其二步便是由一向分立抗的各党派转化协力合建国的一党派综合组织。
三辑 我的主经历
62节 追记毛主席的谈话（2）
政治的奔走活动必产生党派，党派的组客观一面是各有其社基础（例阶级、域、行业或其他），主观一面是各有其主张求。前提更中国人面的是什问题。问题外，抑或在内？国危亡是其一问题，所救国运动是其存实质的共同点。就客观决定了应彼此合，不应该互相仇视。但国危亡有其内因，改造社本身又属必。从每每彼此立场不同，又落分立乃至抗。抹杀其不同，是不的，亦是不的。就客观决定在合中莫强混同，应有合有分，顾不说联合说综合者，所重在合。
彼此协力合外或较易，协力合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岂易言哉！我筹思，综合各党派立一组织体，负救国建国任务，是必切实注意循行各原则：
（一）各党派在订定国是国策换意见，应就每一具体的现实问题说话，避免涉及各夙怀根本思信念。即是：各方原不免各有其哲思或主义信念其前意见主张所本，却应避免谈及。
（二）彼此换意见应尽求同存异。即一问题的法，彼此间的分异原易突，却应各保留，就何解决，或何应付此前问题的方法政策，求其归一止。
（三）各党派在建国的远目标殆莫不倾向社主义，纵所谓社主义者，彼此非定一致认同，仍不妨订定。盖既远景，固非现所必争。
（四）在头一次国是国策订定，随就前问题不断赓续进行商谈修订，各方同意，不须拘执旧章。
所叙非我场言原词，却是我筹思很久的义。
继此申说的便是党派综合体不负行政责，居监督政府执行政策的位。我此窃取了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说。政权在民，党派综合体是代表人民，站在全国人民立场执掌政权者，治权付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即通俗所称政府则忠实政策贯彻实施（在实施中有意见随反映给党派综合体）。此两分是万分必的，是党派综合体身恒保持在一致的立场所必的一前提。否则将导致党派间的闹意见动摇根本。
座间毛、朱二公颇听我言，毛无表示，朱公听我末的话，忽曰：“此或三十年的吧！”此外无人置一词。
次日毛主席约集其同志数人与我谈，其因有蒋方不尊重协议宪草所改动讯，毛主席说：“他（指蒋）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但我那十一！”关改动宪草，盖孙科等备受其党内诟责，孙同邵力子二人向周恩代表再三恳求修改。周公商张君劢在三问题分别让步：（一）国民代表从无形（指全国公民投票）复归有形；（二）行政院立法院负责，立法院行政院不信任投票，改总统负责，并删立法院的不信任投票；（三）各省制订省宪改制定省治法规。此重问题在各方取协议岂再改动？在野方面却居向国民党退让了。中央通讯社高兴肆宣扬。延安方面吃惊不，急电促周公回报告。其报告讨论的，我一党外人未便参加，即次晨飞回重庆了。
所记我在延安的谈话，因隔年，今日不记忆清楚。但其内容意思点致总不外些：
（一）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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