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代表分坐在几节车厢里。保尔和基辅小组在一起。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丽达问。
大个子打着官腔回答说：
“是的！有什么事吗？”
“请让我进去。”
大个子堵住半边门，打量了一下丽达，问：
“你竟敢这样侮辱我？！”
丽达从提包里拿出烫金的代表证。大个子看见上面印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字样，怠慢的态度马上不见了，他变得彬彬有礼，像对“自家人”一样亲热地说：
“我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或者像杜巴瓦所说的，当‘机关老爷’了。”说着，保尔微微笑了一下。
丽达从一排排椅子中间穿过去，看见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代表会议就要结束了。丽达注意地听着主席的讲话。这个人的声音她听起来很耳熟。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我现在已经有了个小女孩。她有个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生活得很和美，现在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
“德米特里，你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无赖。过去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嘛。你为什么要堕落下去呢？”
“挤呀，老弟，咱们要胜利了！”
一个熟悉的名字传进了她的耳朵：
保尔沉思着，把信撕成碎片，然后两手伸出窗外，任凭风把纸片吹走。
当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经过的时候，他讲得很平静，但是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是在竭力克制自己。
名单迅速地往下念。突然，她听到一个名字，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塔莉亚和其他几位同志也答应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坎儿了。”
前面很远的地方举起一只手。随后又放下了。说来奇怪，丽达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个和她的亡友同姓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才举手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头看上去全都一样。丽达站起来，顺着靠墙的通道向前排走去。这时候，阿基姆已经念完了名单，马上响起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代表们大声说起话来，青年人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阿基姆竭力盖过大厅里的嘈杂声，喊道：
“大家在这里议论的这件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没能控制住自己。以前我做工作，用拳头用得多，动脑子动得少，不过这样的时候早就过去了。这次又出了岔子，在我清醒过来之前，法伊洛的脑袋已经挨了一下子。最近几年，这是我仅有的一次暴露出游击作风。说实在的，虽然他挨打是罪有应得，但我谴责自己的这种举动。法伊洛这种人是我们共产党的生活中的一个丑恶现象。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下流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也不能同这种现象妥协。这次事件迫使我们讨论生活道德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的积极方面。”
丽达睁圆了眼睛看着他，直到一双手热情地抱住她，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了一声“丽达”，她才明白，这真是保尔·柯察金。
丽达明白，她不可能在拥挤的人流中找到刚才名单中念到的熟人。唯一的办法是盯住阿基姆，再通过他找到其他人。她让最后一批代表从身边走过，自己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说：
“怎么样，柯察金，咱们也走吧，老弟。”
接着，一个那么熟悉、那么难忘的声音回答说：
“走吧。”
丽达微笑着说了这句笑话，接着她解释说：
旅馆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大个子，戴副夹鼻眼镜，胳臂上佩着写有“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袖章。
两年过去了。无情的时光一天天、一月月流逝着，而生活，飞速前进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总是给这些表面似乎单调的日子带来新的内容，每天都和前一天不一样。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成为自己辽阔土地和无穷宝藏的主人，他们英勇地、紧张地劳动着，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国家在日益巩固，在积聚力量。不久前不少工厂还废置着，没有一点生气，一片荒凉，可是现在烟囱全都冒烟了。
大厅里的人全走光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了本市的交通要道——特维尔大街的喧闹声。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可是他俩都觉得见面才几分钟。钟声催促他们到大剧院去。当他们沿着宽阔的阶梯向大门走去的时候，她又仔细看了看保尔。他现在比她高出半个头，还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更加英武，更加沉着了。
“你看，我还没问你在哪儿工作呢。”
丽达和保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会场门口。代表们乘坐电车、汽车陆续来到会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红军战士——他们也是共青团员——渐渐招架不住了，他们被挤得紧紧贴在墙上，门前喊声响成一片：
“请吧，请进，左边有空位子。”
“见过，不过那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很不愉快。”
剧院周围的人海里全是共青团员。他们没有列席证，但是都千方百计想参加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有些小伙子挺机灵，混在代表群里朝前挤，手里也拿着红纸片，冒充证件。他们有时竟混到了会场门口，个别人甚至钻进了大门，但是他们马上被引导来宾和代表进入会场的值班中央委员或纠察队长抓住，给赶出门来，这使得那些混不进去的“无证代表”大为高兴。
“将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开除出团。”
想参加开幕式的人很多，剧院连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保夫鲁沙，亲爱的！
“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挤呀！”
“你见过他吗？”
每叫一个名字，就有一只手拿着红色或者白色代表证举起来。
“加——油——啊！”
一个戴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小伙子，灵活得像条泥鳅，随着保尔和丽达挤进了大门。他躲过纠察队长，飞速跑进休息室，一转眼就钻进代表群中不见了。
“咱们就坐在这儿吧。”他们走进正厅后，丽达指着后排的位子说。
他们在角落里坐了下来。丽达看了看手表。
保尔这些日子工作抓得更紧了。他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为了能够放心离开，他竭力在走之前把工作安排妥当。
“我不久前去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顺便去看望了他们。跟安娜见了几次面，跟杜巴瓦只见了一次，这一次还不如不见的好。”
“为什么？”
保尔不做声。他右眼的眉梢微微颤动了一下。丽达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动作，这是他激动的信号。
“你说说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还来得及补救。”
“什么，难道舒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
“是的，他曾经是，现在离开了他们。我跟扎尔基找他谈了很久。现在他已经站到咱们这边来了。而对杜巴瓦，这话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杜巴瓦是越陷越深。咱们还是回过头来先讲安娜吧。她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杜巴瓦搞反党活动是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安娜没少受他的气，比方说，他奚落她：‘你是党的一匹小灰马，主人指东你走东，主人指西你走西。’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几次冲突过后，他们就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失去她，他保证，今后他们之间不会再有磨擦，请她不要离开他，要帮助他渡过难关。安娜同意了。有一段时间她似乎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没有再听到他恶语伤人，她给他讲道理，他也不做声，不再反驳。安娜相信，他在认真检讨过去的立场。
“她从扎尔基那里听说，杜巴瓦在共产主义大学也不再捣乱，跟扎尔基的个人关系也能做到和睦相处。不久前安娜在单位感到不大舒服（她已怀孕），回家休息，关上门后，便躺下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间，两个房间有门相通，不过两人讲好把门钉死了。
“有点晚了，牛虻同志。”
“不是，保尔，你本来是可以成为更近的人的。”
“我正好那一天到达哈尔科夫，参加代表会议，在中央委员会遇见了基辅的代表。
“塔莉亚给了我安娜的地址，她住得很近，我决定午饭前去看望她，因为在她工作的党中央妇女部我们没能找到她，她在那里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畜生！”他大喝一声。
保尔苦笑了一下。
丽达听着，微微皱起眉头，两只胳膊拄在座位的天鹅绒把手上。保尔不再出声。他望着丽达，回想她以前在基辅时的模样，又同眼前的她比较，再次意识到她已长成了一个体态健美的、迷人的青年女性。她身上那件终年不变的军便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朴但缝制得很精致的蓝色